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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很多人了解纳博科夫是因为那部1955年在法国率先出版的小说《洛丽塔》，讲述的是一个38、9岁的中年男性亨伯特·亨伯特，疯狂迷上了12岁少女多洛雷斯，亨伯特是如何处心积虑，最终成为了多洛雷斯的养父来掩盖他对于多洛雷斯真实的企图，这是一本悲剧小说。书名“洛丽塔”是亨伯特·亨伯特对于多洛雷斯的昵称。而现在，在流行文化中，洛丽塔也被用来形容9-14岁的有着小仙女、小精灵特质的女孩。《洛丽塔》小说无疑是成功的，后来也被库布里克翻拍成电影，当时纳博科夫也被邀请成为这部电影的剧作者。
当然，今天想要分享的不是《洛丽塔》这部长篇小说，而是纳博科夫，他的这本《短篇小说全集》分为上下两册，包含了68个短篇小说。
纳博科夫被认为是作家的作家，我之前在读卡夫卡的时候，去找关于卡夫卡小说的文学评论，有幸读到了纳博科夫的一篇文章，分析了卡夫卡的文学作品，惊为天人。有人说纳博科夫很刻薄，因为他对于同一时期的同行，评价非常的犀利，没有一点圆滑。比如他很喜欢卡夫卡、但是很讨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欣赏契诃夫、福楼拜，又讨厌加缪、萨特这些存在主义者，甚至也不喜欢威廉·福克纳。据说他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因为陀氏的俄语原版用词不够好、不够精准；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中，说威廉福克纳的书空洞无物等等。所以，我就觉得他不太在乎他所在的文学圈是否喜欢他，不太怕得罪别的作家；也不是那种为了追求个性，而刻意捏造「文学审美」的人，而真的是一个对文学有非常强的艺术要求、很学院派的一个作家。一方面，纳博科夫的文学评论很有深度，我正好也准备入手他的《文学讲稿》来读一读；另一方面，他也在他的小说里面进行了非常多的写作实验。几乎在每一篇短篇小说，都能看到他在尝试用另一种方式来写小说。这也是为什么，纳博科夫被认为是作家的作家。
从主题上来说，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俄国流亡情节，这和纳博科夫的背景有关。纳博科夫的国家背景很复杂，他来自俄国的贵族家庭，出生于圣彼得堡，家庭条件非常的优渥，他在幼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家庭氛围的关照。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熟练的掌握了英语、法语和俄语——当然，俄语是他的母语。在自传《说吧，记忆》中，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回忆道，他在学会俄语前就已经掌握了英语，这个事实甚至惹恼了爱国的父亲。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纳博科夫举家流亡至英国，随后辗转德国、法国，二战爆发后，他在美国永居，之后又和妻子微拉在瑞士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俄国出生，但身份和自我认同是美国公民，母语是俄语，但是成年后的写作主要是英语——这主要是因为作品都是一些英文读者。国家的变革和动荡，让他从精神和肉体上被“放逐”，也在异国文化的影响下，选择用第二语言来完成写作。因此，“流亡”这个主题贯穿了纳博科夫的文学作品。
纳博科夫的这种流亡小说，或者说俄国情节Rusianess，其实是别具特色的。这本书开篇《木精灵》，我也准备稍微聊一聊，是他1921年，比较早期的一个作品。虽然是早期小说，却写得很有灵性。在我读完之后一个星期，仍然能在内心引发触动。《木精灵》写的是一个俄国女人流亡到德国长期生活，偶然的一天，家里来了个奇怪的客人。这个女人觉得客人给她的感觉很熟悉，似乎“我应该认识他”。但是又好像记忆很模糊，因此，这个不速之客——他到底是谁？
原来是家乡的一只淘气顽皮的森林精灵，他从曾经生活在白桦和冷杉茂密的树林，但是这个精灵有一天醒来，发现森林变了，整片林子毫无生机，只剩下死寂、荒凉和腐败的味道。当他远远地一群人，十分欣喜，但是走近了，发现这几个人以一种可怕的样子被杀害了。这一切让他感到害怕，于是只好背井离乡去讨生活。在流亡的路上，木精灵感觉它生命即将终结，它渴望再见一眼昔日被他捉弄的俄国女孩。小说又明暗两条线索。明线写的是精灵离开了森林，实际上却影射小说里的我，那个俄国女人当初离开俄国的心境。
在《木精灵》这个短篇中，有两个写作的特色：
一个是虚构的形象的塑造，这几乎是纳博科夫非常善用的一个手段。纳博科夫用惊人的想象力，写一个游荡在森林里顽皮的精灵。木精灵是一种不可能的存在，但它流离失所、穿着不合身的大衣风尘仆仆来到儿时玩伴家，他倾诉的、悲痛的情感却是「真实的」。木精灵说「我久久流浪，穿过不同的树林，却找不到安宁。要么是死寂，荒凉，了无生趣，令人窒息；要么是恐怖，令人不敢去想。最后我下定决心，变成一个乡巴佬，被个背包出发，永远离去。别了，俄罗斯！」告别的声音是决绝的，但是当他真的步入了新的社会，精灵又发现自己是局促的。他说「我最后落脚在这个陌生的、可怕的石头城。于是我变成了一个人，戴着浆过的硬领，穿着短靴，完全一副人样，甚至还学会了人的话语。」流亡的经历，不仅仅是融入一个新的社群、学一门新的语言。社会和语言的背后，是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社会认同体。也只有这样写——逼迫一个精灵像人一样，穿浆洗过的衣服、要他们抛弃掉天性里面的顽劣、弃绝精灵的语言，脱胎成人，才能够在新的社会活着。但是小说里，作者又很明显的写着，就算是他们穿人的衣服，也能一眼就看出来大衣的「不合身」「衣襟穿错位」、行为举止「让人恼火」，精灵总是会被一眼就看出来它不是人。
处于小说明线的精灵，看起来卑微、可怜。而对于处于暗线里的女人，纳博科夫的处理又非常克制。在小说开头，纳博科夫写女人无所事事地描画着一个墨水瓶投射的影子，这是一个流亡者的生活，枯燥无味。写她总是神经恍惚，因此听到远处的时钟在打点，误以为有人在敲门。「先是轻轻地敲，接着敲得越来越响。来人敲了十二下，停下来等候」。读者读到这里就困惑了，女人刚刚才说，她听到的其实是时钟到点的声音，但是下一句又巧妙的变成了真的敲门声。女人让对方进门，于是，门被慢慢、怯生生地打开，森林精灵出现在了面前。在这里，「门」是一个符号，被打开的，实际上是一扇想象的门了、通往虚构的门。虚构的世界里，森林精灵看起来瘦弱、苍老、可怜。在纳博科夫的小说里，在读纳博科夫的不少短篇小说里，都有着这种想象的元素，用来包裹着现实。甚至达到了虚与实分不清界限的状态。
像是在《洛丽塔》中，文学评论家也会认为，里面大部分的故事情节并不是在小说里真实发生，而是发生在男主人公亨伯特的想象里。如果之后有机会，我们读到纳博科夫后面的短篇小说，比如《振翅一击》《落日详情》还有《威尼斯女郎》里，在这几个短片里，也能看到虚的形象、或者说虚的世界，写法、作用各有不同。
回到纳博科夫的”流亡“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其实是很难写的，因为太现实了，也太悲伤。作者当然可以写这个流亡者，在异乡的生活是怎样的困苦、煎熬，不过这样写的话，更像是在记录/重现现实，作为一个日记、纪录片都是可以的，但是纳博科夫对于文学有非常高的要求，在他看来，日记不应该等同于文学创作。
在短篇小说《这里说俄语》中，流亡者甚至不再是落魄的形象，而是生意红火的烟草店主人马丁·马丁里奇和儿子彼佳，两人非法囚禁了一个克格勃。两个流亡的俄国贵族，在异国他乡囚禁了一名俄国革命者。他们动用私刑囚禁克格勃，一是源于他们痛恨革命者使他们流离失所，与此同时他们又觉得，看守了一个苏联特务，是在为“祖国效力”，因为这样就无法为苏联提供更多的情报。然而，这篇小说荒诞之处在于，他们囚禁了苏联特务，又竭尽可能的善待了他。小说里写彼佳曾经提议让他吃苏维埃鱼干，但是德国实在找不到，只好让这个苏联特务吃“资本主义”的饭。伙食讲究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为了照顾囚犯的身心健康，每周都会放风锻炼、给他洗澡，进行文化教育、给他听演讲、提供干净舒适的衣服，甚至还提供了书籍和香烟。小说想表达的是一种身份认同的混乱——那就是俄国流亡者，到底是俄国人，还是德国人。某种程度上彼佳和马丁里奇似乎自我认同了德国人的身份，甚至以抓住一个苏联特务为光荣。但同时，他们又秘密地、甚至两人都不自知地善待这个特务，过分到被关押的囚犯自己也压根不想逃跑，对于被囚禁这件事泰然处之。这也可以被认为父子终究把俄国人当成”自己人“。囚犯既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也同时隐喻他们对于自我认同的矛盾。表面上看，他们囚禁了苏联特务，实际上他们才是被囚禁的人。
说到这里，不得不另外说一句，纳博科夫这篇小说当年据说写得太翔实、太现实。导致真的有很多人按照小说里的描写，按图索骥，在柏林大街上找开在街角生意红火的烟草店，就想要找到马丁里奇的事件原型。后来纳博科夫不得不写一个注脚，跟大家说：不要再找了马丁烟草店，我对这些事件的细节早就做了特殊处理，你们是找不到的。
纳博科夫曾经在《文学讲稿》里提出他对于文学的看法：「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侮辱了艺术，也侮辱了真实。」因此，小说中把虚与实玩到极致，研究这样一个「虚的世界」如何服务于作者的情感表达和「精神世界」，可以说是纳博科夫的小说阅读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