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集中营简史

1. 官僚制是一种理性的管理方式，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写过一本书叫《现代性与大屠杀》，他提出，正是机器般理性的官僚制，实现了大屠杀这个暴行。

齐格蒙特·鲍曼说，“一旦官僚体系执行的任务的人类对象被有效地非人化，并因此被废止了作为道德需求的潜在对象，他们就会被带着道德冷漠的眼光来看待；一旦他们的抵抗或不予合作阻缓了官僚程序的顺畅之流，这种道德冷漠就会很快转变为非难和指责。” 被非人化的对象没有“利益”值得考虑，没有要求主体性的权利。他们变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因素”。他们的难以管束进一步增强了公务员的自尊和友谊的纽带。公务员把彼此看作是一场艰苦斗争中的伙伴，他们认定自己要干的事业需要勇气、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

2. 汉娜·阿伦特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平庸之恶”或者翻译成“恶之平庸性”。

阿伦特写过一本书叫《极权主义的根源》，她说纳粹干的事是一种“极端恶”，平庸之恶和极端恶这两个概念要对照着看才有更深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