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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这一期，许久没有聚在一起的我们聊了聊关于发疯的事。
又到了一年的末尾，我们已经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时间流逝的意识已经变得如此难以忍受，过去的问题来不及被解决，新的问题又像洪水一样将我们卷走，从这里卷到那里，那里卷到这里，作为典型的turbulent人，三位主播并没有坦然地在这种混沌里行走的能力，我们无法控制自己去思考、反省、追问，最终我们像所有因为穷思竭虑而生病的人一样，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疯子。
在博士生涯的最后一年，潘浮力接受了在高校全职工作的职位，每天在博士论文和讲课备课的两个泥潭中来回挣扎，作为一个平日里内向寡言的人，除了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备课，他还要接受更为残酷的心理试炼，面对学生，他被迫要调动起自己大量输出的一面，紧绷起自己的面部神经和喉咙，将一个“老师”的形象展示在学生面前。在工作层层堆叠，自己要经受身心双重考验的情况下，他发觉让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过往留给他的沉重的“礼物”，他无法在工作的任何一点上放松对于自己的要求——必须要好好做，哪怕这个任务无人在意、无关紧要。仿佛追赶着他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工作，而是一个从他的青春期就开始被喂养的巨大黑影，追赶着的每一步都在拷问他，你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走到这一步，潘浮力觉得自己的人格已经被工作强行改变，他每天给自己的大脑喂养大量吵闹的Kpop音乐和废话视频，用极端的聒噪让自己恢复平静，而又在真正平静的世界中，陷入内在的疯癫挣扎。
高潭在离开医院之后并没有开始工作，如今她失去了学生的身份、编剧的身份、实习医生的身份，身份的缺席将她推入悬崖的边缘，她试图给自己找事情做，却发现自己早已经是一个没有内驱力的人，她试图出门工作，却发现怎么都迈不出去脚，她试图去学一些能让自己已有的知识投入实践的课程，却又在假装深思熟虑过后向所有人宣布：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要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高潭自己早就不认为这很重要了，但还是要挂在嘴边去印证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自己的行为有什么正当性呢？所有的正当性，只在于可以让她从这个真实的世界中逃走，找个洞钻进去。如今她已经意识到“行动”是对她来说唯一有效的办法，却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依然无法投身到行动中去，她很困惑，为什么非要想通“为什么要这么做”才能去做呢？所有的这一切将她的四肢捆绑了起来，她只能安静地坐在家里忍受头脑中越发嘈杂的疯癫的声音，去体会堕落和飞升，去思考意义和无意义，而无法挥舞自己的手脚去对抗任何。
凭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被焦虑折磨的日子，他应该为自己以后的生活投简历找工作了，却难以从床上爬起来，只能忍着焦虑的灼烧每天刷手机到早晨，再昏睡到午后，终于在坠入谷底的一刻被弹了起来，发疯一样地抱着电脑投了七十多份简历，过上了早出晚归的“正常”生活，但这充满了行动力的开始并没有真正为他带来什么，他被迫吊着自己的神经踏入一个又一个跟他格格不入的法国公司，做一些荒谬的面试考题，回答荒谬的“你为什么要来到法国”这样为外国人量身定做的无聊问题，最后仍然进不去任何一个开口。对于白人社会的厌倦和厌恶将他吞噬，他无可避免地陷入对身边世界深深的憎恨之中，无法再去展现自己的善良，只能像一个发疯的东亚父母，对“不用付出什么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天真白人小孩龇牙咧嘴，挑剔挖苦，但他深知这背后的驱力只是对于自己无能的狂怒。也许从一开始走错了道路，也许未来并没有什么希望，也许不存在哪一条“康庄大道”只要被摸索到了就可以一路顺畅地走下去，他必然要一直带着这样的思索，继续挣扎着在这条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前进。
我们已经过了“失败完全不可怕”的年纪，却也远远没到“失败完全可怕”的地步，也许从机体的层面来说，我们可能永远都要去忍受可怕的堵塞和艰难的疏通，失败一遍又一遍，发疯一遍又一遍，但我们已经能坦然为自己的生命掘出一部分空间留给我们的疯癫——它对我们很重要，它对我们至关重要。
很不幸我们不是那种人，我们就是这种人。
如果你也是这种人，也请好好地发疯好好地生活下去，不要放弃希望。
很高兴我们能陪伴到”这种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