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节选】 芭提雅的这段小街，不算太热闹。路上看见一个乞丐婆，缺了两个门牙，表情淡定，坐在一个大麻店附近的台阶上，脚边摆着一个旧铁罐儿，里面有一些零钱。在她身边站着几个浑身肥肉的男人或女人，离他们的脑袋顶不远的地方，盘挂着大宗黑色的电线，被两侧结实的电线杆支撑着。浓郁的大麻味道从昏暗的小店里飘出来，弥散在周围。一条小街上，活动着各色谋生者，夜幕遮盖着被欲望喂肥的灵魂，却尽是些无家可归的人。 我也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有那么多男人不想好好做男人，在变化了形容和形体之后，还能那般自然和自信。为什么他们不要生来的自己呢？我虽然看过某些书上网上的答案，却还是对这些生命个体的经历有些好奇，终究是为了逃离苦难么，还是胜不过欲望？上帝所造的原本都是好的。一些无法抵挡的苦难过后，一切都落入尘嚣，或许再不醒来。有些人是一辈子都想不起自己终究是需要救赎的。

【文章节选】 人到中年，有意无意，最常在脑中闪现的片段就是回忆和不自觉的检视。最近发现，曾经我最不情愿接受的礼物竟然是鲜花！ 做教师多年，每年教师节都会“被迫”接收一捧又一捧来自学生、朋友和年轻同事的花束。芬芳绚丽，或清雅，或热烈，摆满家中的茶几、餐桌、书桌和书架平台。 然后，受煎熬的日子就暗暗地开始了。 前3天，是花开最美的时刻。那几日，我一边闻着空气中飘荡的花香，细察花瓣和花叶上的纹路，一边心神不宁地计算它们凋谢的日子。 正如欢喜催不动花开，焦虑自然也阻不住花落。感伤时刻一定会到来。先是一朵接一朵地枯萎，随后一片逐一片地凋零，花茎枯瘦，叶片萎黄，花瓶发出恶味——到了把它们当垃圾丢弃的时候了，一场绚烂终归于尘埃。 这恐怕是我始终不敢喜欢鲜花的原因——它们每一刻的存在，似乎都在昭彰时间的锋利，无数芳华，转眼零落成泥碾作尘。正如人生，无论如何全力奋斗以至繁花似锦，至终也不过如电如露如梦幻一场。 …… 今日回想，事实上，我焦虑于一朵鲜花的开与落，实在是因为恐惧在未明了人生意义之前，就如花凋谢。而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死问题的，只有赐万物以生命的永恒主。幸运的是，我在穷途末路时看见他伸出的手，并在他一再的呼唤中认出了他的声音。 …… 我第一时间把体检结果告诉了朋友们和两三位亲人。从早到晚，微信里不断涌进海潮般的激励和关爱信息。从频率上看，那段时间，估计天父接收到关于我的“代祷电波”应该相当密集，仿佛某种靶向治疗。 先生比我焦虑，但又不愿意表现得太明显，免得让我有压力。时常在吃着美食、说着笑话、观着风景的时候，他会因突然想起体检结果，瞬间觉得周遭世界沉重难耐。 我呢，相形之下显得过于淡定，照常吃喝、读书、写作、逗猫、关注自认为比我更多愁善感软弱的姐妹，一觉睡到天亮。只比从前多了散步的时间，电脑里多了一份偶尔想起就填几笔的遗嘱，还有时常备份的工作文件和交接清单。 …… 有一次起夜去洗手间，经过画室狭长的走廊，我在半懵懂间问上帝：“别人都为这事焦虑，我是不是也应该焦虑一下？不然显得我对生死感觉很冷漠似的。” 停息下来，细细检视内心实况，发现心湖宽平如镜，毫无焦虑，亦无疑惑，哪怕一丝阴影，那么，好吧，继续睡，当然又是一觉到天亮。我对自己的从容镇静深感惊奇，因为这完全不像我的反应。只能说，圣灵在我心中置放的平安，替换了我的本能。这是被更新的本能，是我不曾拥有却一直渴望拥有的。 ……

【文章节选】 我与黄先生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友谊。他曾送我一幅画，上书“鲁冀弟三十五岁，相识二十年矣。” 那是1956年，我二叔从青岛来北京参加全国教材编写会议，他们是最后审查者。二叔当时是青岛海洋学院生物系主任，兼青岛水族舘舘长。他想拜访老朋友画家黄永玉，让我找到他。我欣喜若狂，因为黄先生是我最喜欢的画家，很快我就打听到他的住处，带着二叔去拜访。 黄先生万没有想到，几十年不见的老朋友，竟然从天而降，特别惊喜，热情地招待我们。二叔走后，我一人也去拜访。黄先生一家人非常真诚，从夫人梅溪到孩子们都欢迎我。黄先生叫我小高，孩子们自然叫我小高叔叔。 我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我小时候母亲对我说，做人要有原则，要正直。品行端正，爱帮助人，定会受到欢迎。我一直身体力行。 我从小喜欢美术，中学时，在美术小组学习素描，为方便画画，自己还买了个石膏像。考大学时，我要报考天津大学建筑系，因为能学美术。母亲则力主我报考清华大学，听她的劝，我第一志愿报了清华大学，结果考上了。母亲高兴地大声说“哈利路亚！”到学校后，我马上去小卖部买了印有清华大学字样的信封，寄信给母亲。同仁们问母亲：“谁从清华大学寄信给你？”母亲自豪地说：“我儿子！” 母亲知道我跟黄永玉关系不一般，不无遗憾地说，可惜你没跟他学到真本事。没把他一技之长学到手。其实，黄永玉先生不仅是版画家，也是作家、诗人。很多人说，黄永玉是文坛艺苑魔术师。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尊他为导师，还怕他不接受。但黄永玉一直视我像自已的孩子。 黄永玉信仰是什么？我真不清楚。我当了牧师后，去告诉他，他说，真好！他以前叫我小高，现在则叫我小高牧师。 ……

【文章节选】 上大学的时候，我开始失眠。有时数羊数到半夜两三点，就把宿舍的座机搬到走廊。那里灯光昏暗，空气中弥漫着洗衣粉的味道。我拨通家里的电话：“妈，我睡不着……”从睡梦中被惊醒的父母，从未因此责备我，在他们的爱和接纳中我得到安慰。往往在挂了电话之后，我就能安稳入睡了。 后来，和妈妈说起这些往事，妈妈说：“是压力太大了，你们宿舍的女孩子，都很努力。”压力？看不见摸不着。那时的我，甚至不知道它来自哪里。 从小，我就很勤奋地学习，希望得到周围人们的爱和肯定。在家乡的小县城，我似乎得到了这一切。我考上大城市里的一所大学，爸妈觉得欣慰，不再对我有任何学业上的要求，但我已经习惯了坐在“最好的”宝座上，不能停止比较和竞争。 进入这所女生居多的大学，就如同《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那些女生们或亭亭玉立，或才华横溢，或见识超群，或特立独行……每一个，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在她们中间，我觉得自己的面目渐渐模糊起来，从主角变成背景。我习惯性地努力学习，也许这是我唯一可以证明自己的。 一个冬天的午夜，听说有流星雨，女孩子们在宿舍楼下的花坛前聚集。那真是雨一样的流星啊，比烟花更灿烂和持久。看到如此奇观是多么幸运的事，我却没有欣赏美景的单纯心思，在心中默默地贪婪地许下一个又一个愿望。 回到宿舍后，我拧亮床头的台灯，在小桌上写日记，记下愿望清单：保送本校的研究生，哦，这不够好，划掉，还是去一所更有名的学校或者研究所吧，最好可以出国。除此之外，我还要美好的爱情、父母的健康……如果无论许什么愿望都能实现，我发现自己几乎无法停止列清单，也许满天星辰都坠落了也填不满我深不见底的欲壑。 ……

【文章节选】 有人说，《绿山墙的安妮》（Anne Of Green Gables）是一部甜蜜的少女成长小说，可是在我们家，小到五岁的小儿子，大到年过六旬的奶奶，人人都爱听这个故事。我们听的，是一个许多年前改编过的版本。最被我们津津乐道的是，故事中玛丽拉和马修兄妹俩对安妮充满爱却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然而在我心中，也深深惊异和羡慕安妮与黛安娜的友谊。 身为孤女的安妮，11岁刚被玛丽拉和马修收养时，无比渴望有一个真正的知心朋友。她紧张局促地与邻家年龄相仿的黛安娜相见，第一次见面就庄严地起誓，约定要成为永远的知心朋友。她们在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美丽的大自然中，尽情玩耍和想象，在同样有着许多八卦和少女情怀的学校中，感受喜悦和烦恼。她们经历过被严厉的黛安娜妈妈拆散的悲伤，经历过安妮独自考皇后学院时的分离，安妮一如既往地赞美、仰慕和喜爱黛安娜，黛安娜始终如初地欣赏、成全和陪伴安妮。 这样的友谊，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从有记忆开始，我就开始取笑弱势的同学，用现在的话来说，应该算是霸凌。再大些，女孩子之间的友谊常常免不了嫉妒和竞争，除非外在“条件”有很大区别。我伤害过别人，别人也伤害过我，所谓的朋友，各有各的心思，交换着一些试探性的消息，心却是小心包裹起来的。 ……

亲爱的妈妈， 别后已逾9个月，您和爸爸在天家可好？ 又到中秋月圆时。连着几个夜晚，我伫立窗前，仰望日趋圆满的皓月，思绪飞越太平洋，降落在故乡的西子湖畔。“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正吐蕊盛开，把那甜丝丝的馥芳送到凉爽的空气里。 以往这时节，您总会通过家书、电话、音频或视频，喜滋滋地告诉我：“宿舍楼下的桂花开了，真香啊！”我现居之地没有桂树，但也仿佛可以遥见家乡的木樨（xi1）在金轮流光下怒放，怡人的浓香陶醉着共享婵娟的亲人们。 亲爱的妈妈，而今我已无法再听到您报花讯，每念及此，悲绪便如钱江潮涌。 亲爱的妈妈，我曾有一个时隐时现的小困惑，但从来没问过您或爸爸：我的出生是否属于“计划外”？想当初，爸爸任大学教师，您在医院上班，膝下已有我的两个七岁和八岁的姐姐和三岁的哥哥，足够您和爸爸忙碌了。 不过，所有人都知道您特别喜欢孩子。您曾被杭大医院委派担任过幼儿园的医生。尽管您只有护理学的专业训练，却受到小朋友的爱戴和家长的信任。不久前，一位年近古稀的杭大子弟发来微信；“那时你妈妈和别的大人不一样，对我们小孩子特别耐心温和，到现在我还印象很深。” 亲爱的妈妈，其实我早就把这个傻傻的念头抛到九霄云外了。我和姐姐哥哥都感恩能做您和爸爸的孩子。我们成长的年代物资匮乏，每当家里有点好东西，您总是先给我们，然后给爸爸，从不想着自己。在三年自然灾害末期，有一天杭大食堂里卖糠馒头，年幼的我不知父母的难处，只因嘴馋想吃而吵闹，惹得您在我小屁股上打了一下，这是我孩提时代唯一的挨揍记忆，然后您自己也落泪了。 曾有不止一位闺蜜很羡慕我家的和睦。年少时，我视一切为理所当然，后来听多见多了，方知自己是何等有幸。从上而来的恩慈和智慧，使您和爸爸对我们四个既不偏爱也不溺爱。您和爸爸教会我们彼此关爱，无论是赡养您和爸爸，还是遗产分割，我们都能互助互让。 我们还有一个不寻常的家风：每个家庭成员在面临重要决定或困境时，都会主动告诉家人。我在大学选专业、读研、出国、择偶及罹患不孕症之际，都曾向全家坦言。一人有难，全家相助；一人有喜，全家欢欣。 亲爱的妈妈，您一直以《箴言》31章里那位智慧妇人为榜样，精心营造家室。您常说：“亲情很要紧”。近百岁高龄时，您仍然记着包括子女配偶的父母和重孙辈的生日，让身边的女儿们帮忙及时送上祝贺。哥哥刚过了您走后的第一个生日。那天两个姐姐和我不约而同给他发贺讯，他回复说：“我此生有爸妈和你们已经很满足了。” 在我两岁那年，爸爸和您一起调到刚刚成立的杭州大学（现今的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工作。我则入托杭大幼儿园。起初我早出晚归，但不久后您得了肝病，为防止传染，只得让我全托隔离，连星期天都不能回家。我仿佛一只落巢的幼鸟，孤独和惊慌如兀鹰盘旋。尤其晚间熄灯后最难熬，那时我多么想念您温暖的怀抱！ 有一次，我趁老师们不注意，悄悄溜出幼儿园大门，往家的方向奔跑，但在半路上被老师追上截回，您听说后很不安。后来我知道，您常在晚饭后到全托部窗外倾听，每听到我的哭声您就心疼不已，但您和爸爸也实在别无选择。加上正逢困难时期，幼儿园的伙食相对好些，所以只好硬着心肠让我慢慢习惯。 在我上高中不久，有一天放学后，我和一些同学留下来出黑板报。忙完“正事”，我们开始聊天。大家兴致勃勃竟然忘了时间、忘了家长正望眼欲穿地等我们回家。您不知我究竟在哪儿，急得抓狂，差点就去派出所报案。直到我自己身为人母，才体会到您当时的焦虑。那晚您见我平安无事归家才松了一口气，也没责罚我，真是“世上只有妈妈好”啊！ 高中毕业后我就去萧山县插队落户，户口迁出杭州，如此便离了巢。后来恢复高考，接着国门开放，我便越洋栖息他乡，成为与您和爸爸相处时间最少的孩子。但牢固的亲情纽带超越时空。我如风筝远飞，而您手里一直拉着风筝线，始终牵扯着我恋家的心魂。 造物主赋予母亲一个神圣的职分——抚养、教诲、形塑儿女。母爱更富有牺牲精神，最接近神圣之爱（Agape）。尽管您非完人，但您的呵护、关爱和守望在我们心目中犹如和煦的春晖、盛夏的浓荫、金秋的果香和寒冬的暖衣，在世作您的孩子是多么有福！ ……

【文章节选】 姑且称她“乔乔”姑娘吧，有时候我会戏称她“乔帮主”。她时不时像变戏法一样，用手边的布头纸张，做出各种有趣的小手工，又时不时地沉默和张望窗外。 这个出生于1989年的姑娘，虽然年龄更接近90后，但心智成熟度完全不亚于那些80年代初出生的同代人。她在西祠上的名字是“屋顶上的JOJO”。 有一次，我开玩笑地问她，为什么选择屋顶呢？她一脸正经地说，她从小就喜欢屋顶。看着这个渴望不被禁锢的女孩，一段段故事在时间的尘封中飘荡出来，就像屋顶的风铃发出的清脆回响…… 乔乔是父亲的第4个孩子，也是妈妈的第一个孩子。成长在这样一个庞杂的家庭，又加上不断地搬迁，让她从小就很敏感和胆怯。她每天不停地在纸上画画，画花花草草，画自己的城堡，也画自己的人生。或许那个年纪，她还不晓得什么是人生；或许那个年纪，她已经知道了那个年纪的人生。 在父母的眼里，乔乔是个乖巧的女孩子，成绩优秀，从小学3年级跳到5年级；从小到大，品行报告书上，老师的评价都很高。小学跳级后，乔乔特别反感大孩子的一些成熟举动，心理上与他们刻意保持距离。这让她从小就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 但在心中，她隐藏着另一个自己。 ……

【文章节选】 邻居是一位美国老人，出生在天主教家庭，儿时四邻多是犹太人。他受过良好教育，且游历甚广。昨晚，我跟这位邻居聊天。他对我说，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耶稣是一名极其聪慧的少年人，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聪明。耶稣精通农业、工业、商业知识，熟悉古代律法，熟练掌握希伯来文、希腊文，且对各阶层的人都充满理解与爱心，能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解释人所不理解的律法，尤其对那些在社会上被遗弃的人群充满关爱。他说，他非常崇敬耶稣，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 我告诉他，他的观点与我最喜欢的一位中国艺术家木心的观点很类似。木心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与艺术教育，少年时便接触研究基督信仰。[1]他曾在杭州师专攻读美术专业，后从事艺术教育工作。木心曾坐监多年，甚至被折断手指，但意志未被打倒，坚持文艺创作，后赴美隐居。在新中式绘画、散文创作领域有极高的造诣。他的笔名“木心”便代表了他对耶稣的最高致意：十字架上的那个人，有全人类最伟大的一颗心。在木心谈哈代的作品时，他说：“伟大的文学家的作品里藏有耶稣的心，无疑可以救济人品性的贫困。” 可是，他们并不是基督徒。 这是我一直困惑也感到痛苦的问题：为什么许多非基督徒更认真、努力、勤奋地生活，对人和事更认真客观，为人更善良、正直、信守承诺，更易交流、更有人情味儿？而与某些基督徒交往，却往往看见伪善、冷漠、虚荣、懒惰、拉帮结派，遇到困难时更多的是简单粗暴的“正确答案”，缺乏真正的同理心。 信主后，教条代替了常识，教友代替了亲友，直到如今我还在不断练习在这种全新人际环境下，如何运用理性驾驭情感，想从现实与理想、生活与信仰的夹缝中，找一条关于友谊的出路。 年少时，我非常喜欢交友，对外界充满好奇，也很易欣赏他人身上的优点并走近对方。随着成长和环境的改变，儿时的好友们渐渐走散了，但总会有新的朋友出现，并一同成长。我虽因简单直率受过许多伤害，但还是愿意执着地选择相信人性的美好，刻意逃避生活的幽暗。生活在大都市里，我并不愿投入所谓冷静、理性、疏离、孤独的现代潮流，总想用古典主义的理想守住内心的象牙塔。 当年一度非常受欢迎的台湾绘本作家几米，总能用柔软的笔触、童真的画风触及现代人脆弱的内心。他在《又寂寞又美好》这本书中的一首小诗，可算精准描述了年轻人对友情的态度： 我打开门，请你进来， 屋里光线昏暗， 让我为你点一盏灯； 你若能暂时停留， 我会为你泡一壶热茶。 屋外异常静谧， 天也渐渐暗了下来。 阶前的花猫， 专注地凝视远方， 一只野鸟突然从矮树丛里窜出， 惊慌地飞入乌云里…… 世界时时刻刻在变幻， 我们必须找寻一个缓慢悠静的时空。 你还在犹豫吗？ 门要关了。 ……

【文章节选】 周日的下午，结束了一天的聚会，我们一家四口在云南大学的东陆校区里散步，悠悠闲闲地漫步到梧桐苑，一条20米左右的石径小路尽头，有一棵据说已经五百年的梧桐树，需要几个成年人伸直胳膊才能围抱得住，宽大的枝干，密密匝匝的叶片，洋洋洒洒铺展出一片浓荫。我们一家最喜爱围坐在梧桐树下的石桌边，我和先生聊聊天，或给家人打电话，孩子们就在一边玩耍，或在我们身边吃点零食。 我们刚坐下，就看到草地中间的石径上，有一家三口在拍照，其实主要是在拍一位3岁左右的小女孩，齐肩齐眉的头发在傍晚的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浅绿色的罩衫，宽宽的阔腿裤，正是网络上流行的女宝宝模样。她正听着妈妈的引导摆出可爱的姿势。 …… 去附近教学楼上洗手间时，我恰好看到那对父母带着小女孩围坐在附近的石桌旁，小女孩完成了工作，百无聊赖地望东望西，父母则各自专注于手机。如果日常拍摄是这孩子的工作，那么她的人生将会拥有许多美好照片里的童年甚至少年，可是，当她回看这些照片时，是会想起父母细腻地陪伴，还是一次次重拍的无聊？ 突然为这个小女孩感到一丝丝难过。 ……

【文章节选】 说起和动物的关系，我大概跟猫牵连最深，甚至略有恩怨。当然，所谓“怨”，那肯定是“猫好，人坏”；至于恩，想起来算是五五分。 有人说：“到你学会和猫相处，就可以考虑要孩子。”我没验证过这个等式，倒想知道反过来成不成立：当一个人没有学会和孩子相处，是否也养不好猫？ 我养第一只猫，是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是只灰色虎纹的小猫，出生没多久，就被我妈领回家来。 城里小孩不常有机会和动物相处——去动物园不算。我见过屋檐下的燕子，见过笼里抱蛋的母鸡，也捞过一些小蝌蚪，看它们一点点伸出腿，最后变成青蛙。 但猫不一样。当猫来到家里，我立刻觉得家里多了一员，也许因为我是独生子女的缘故。猫来之前，我只有院子里的小伙伴，每天放学都在外头疯玩。猫来之后，回家找猫就成了头等大事，那急切的心情，胜过每天追看《恐龙特急克塞号》。 但这份喜悦没有持续太久。一天放学后，我像往常一样扯出脖子上挂的钥匙，打开门。可无论我怎么叫，猫都没有声息。最后我发现它躲在爸爸妈妈的床底下。床很高，床底黑洞洞的。我用扫把将它捞出来，一看就哭了。因为猫全身是伤，毛上还凝着血。 那天院子里没有大人，竟也没有别的小孩。我捧着它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它那么小，缩在我手里。我也很小，只顾得上哭。我忘了猫的神情，忘了它痛不痛、还有没有力气。一个伤心的小孩和一只受伤的猫在下午无人的院子里，彼此都那么无助。 后来，妈妈又把猫送走了，我再没见过它，没听说过，也没有人提起。猫当然是爸爸打的（据说它在床下便溺），可我们从未当面谈论。挨揍对我是家常便饭，打得重时，和猫的样子也差不多。可那天下午我像头一次意识到，世界上存在一些残忍，是说不过去的。 ……

【文章节选】 在云南藏区的那几年里，囊中羞涩的我竟然养了一只藏獒。确切说是与人合养。 有个冬天的晚上，朋友家的母獒生产，我去凑热闹。那是个不眠夜，獒娘一肚生了十个崽。一个个温热的小肉团，很难想象他们日后会长成凶悍模样。獒娘奶水不足，我把新鲜的牦牛奶，倒手上，给一群迷迷糊糊的小肉团吮吸，喂饱后，用热毛巾逐个擦干净，放进獒娘怀中昏睡。那几天，我心无比踏实。 崽四个月时，我跟琳把其中最健壮的一只领回家。 琳在那个小镇上买了六十几亩地，开酒店。她先是在她隔壁，给了我一间屋。去屋外见人看世界，回屋书写，屋内有暖气，窗外有青山，山上有明月。我在那个地方进退自如，全仰仗有那间屋。崽接回，她又叫人把我们对面的一间清空，给崽。那几年，琳是我跟崽的衣食父母，而我是真正的狗娘。我们给崽取名金刚。 金刚的伙食好，牦牛骨头炖猪腔骨拌狗粮，七月大时，皮毛光可照人，憨萌娇溺，一只健康成长的藏獒被我妥妥地养成了宠物。 养一只狗，似乎也能检验出一个人爱的能力。如何待金刚，我是自信的。相较于人，好像与狗更容易开始一段纯粹的情感，没有人际间的谨慎和微妙。 在那个地方，我表面无忧，却异常拮据。除了蹭酒店，我还四处蹭吃蹭喝。如果我不说，没有人知道我穷，倒不是硬装，似乎大家看上去都差不多。长年居住在那里的外地人，大都很容易满足，或是开个小客栈、小酒吧，或是做做导游，各有路数，只需维持基本生计，早晨从中午开始，夜晚在酒吧相遇……如今回忆，究竟是什么给了我安全感，竟在那儿赖着不肯走，或许是没找到下一个落脚的地方，又恰好被善待了？ 朋友怂恿我再写一本书，就叫《我那香格里拉的狗日子》，我确实很认真地动过心，但最终没动笔，感觉自己还不懂狗子，也不懂日子。 ……

【文章节选】 不记得，我是从几岁开始在意外表，却十分清楚地记得，儿子第一次和我提起“丑”这个字。 那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傍晚。一如往常，我预备好晚餐后，和孩子们坐在餐桌前。儿子一手用勺子扒着米饭，一手扶着瓷碗，漫不经心地说道，“XX同学，不是我的好朋友。”这是儿子第一次在关系里用了否定句式，以往都是听他说，谁谁谁是我的好朋友。我大约是闻到了异样的气味，警觉地想探一探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放慢吃饭的动作，抬眼看向儿子，小心翼翼地问。“为什么呢？” “她说我长得丑。”儿子的语气很平淡，平日那双一笑就眯成一条缝的眼睛里，竟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黯淡。 我的心不禁“咯噔”了一下——想不到，“丑”这个字竟然如此出其不意，莽撞地闯入了五岁孩子的人生字典。 隐隐不安的担忧爬上心头，我暗忖：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世界里，是否发生了一场自我认知的地震？ 我试图去感受这场余震，带给孩子心灵的搅动。猛然间，昔日成长的记忆像一颗颗石子，丢进生命的湖里，泛起阵阵涟漪。 我生长在闽南的一个小镇里，泡茶待客是家乡的风俗。我母亲是好客的，街坊邻里亲戚，常常三五成群，围在茶桌边，七嘴八舌地闲聊。“这个人长得真是寒碜”“那个人好俊啊” 我也不例外。虽然长相没有被定义成“丑”，但因为不善言辞，成为大人们口中呆若木鸡的女孩。为此，得到了不少和长相有关的绰号：“大头婆”“光头妹”“大枯呆”，其中评价最多的来自我的母亲。 ……

【文章节选】 生命来去，总有悲喜。虽然大部分记忆都会随时间悄悄淡去，但总有一些人是难忘的。 我又想起二毛，我住在香格里拉的那几年，有段时间他住我楼下。我们都是被收留在那片温暖土地上的孤儿，我们蹭住在同一家酒店，我不仅蹭酒店的饭，还蹭他的。每到饭点儿，他就在楼下喊我，基本都是我肚子饿的时候。他知道我穷，从不让我买单。我也从没客气过。 那时候，他每天都在房间里写作。他写的歌《深情的弟弟》《神鹰传说》被广为传唱，他还为我的书写了序言。我们有时会聚三两好友，或在古城，或在他的房间，围着暖炉，喝酒唱歌，聊到快天明才散。那是些内心漂泊的日子。那时候的我，就像一朵云飘在半空，浮在山腰，非常敏感，外表佯装坚强，内心无比软弱。 后来我们相继离开了那里；再后来，有好友忽然告诉我：二毛走了。那一年他只有55岁。 我们住的酒店侧门通往宿舍楼的是一条不算宽的水泥路。我们一行人常常漏夜回巢，就在那条路上，晒着月亮，放声歌唱，尽情欢笑，仿佛那条路永远走不到尽头，二毛叫它欢乐大道。如今，昔日好朋友各奔东西，酒店也停业多年。想想世上好像没有什么是长久的，都会过去，都会结束，只是谁先走了一步罢了。 人除了有限，还有什么呢？怕只是那些真诚的过往还能值得彼此纪念。其他的，真没什么了。 ……

【文章节选】 我小时候很喜欢下棋。但那种喜欢里，藏着一种无法言说的寂寞，因为从来没有人陪我下。 于是，我学会了自己和自己下棋。左手执黑，右手执白，我成了两个人的化身。每当一方落子，我就站起身，绕到棋盘的另一边，换个身份，替对手思考下一步的杀招。有时候，一盘棋可以下一整个下午。我就在那方寸之间，看着窗外的天色一点一点暗下来，屋子里越来越安静，静到最后只剩下棋子落在棋盘上那清脆却又孤独的回响。 现在想起来，那大概是我童年最准确的一幅画像：一个孩子，一盘棋，和渐渐暗下来的天色。 我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某个大城市的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是认真的基督徒，工作勤勉，生活严谨。他们从未打骂或虐待过我，相反，他们觉得已经把能给的一切都给了我。但人生的吊诡之处在于，一个人生命里最深沉、最本质的东西，往往不是靠“给予”就能得到的。 我从小体弱多病，发烧感冒是家常便饭。父母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出门时反复确认衣物；吃饭时担心营养不足；为了保护我，从不让我去做剧烈运动；甚至在我做任何尝试时，他们都会因为担心我失败或受伤而忍不住伸手代劳……那时候，我觉得这就是爱，我在他们体贴入微的照顾下长成了顺服乖巧的孩子。但长大后我才发现，这种密不透风的爱，其实在持续传递着另一种负面语言，即在潜意识里告诉我：你很脆弱，你是不行的，你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你需要别人。 我想，孩子并不是透过语言，而是透过家庭给他营造的感觉来理解世界的。如果一个人总是在你跌倒前就扶住你，总是在你尝试前说“还是我来吧”，你就会慢慢习得一种“无力感”，心理学上称之为“习得性无助”，或是“自我效能感”的缺失。父母对我的这种过度保护，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不信任——爱到不敢相信这个孩子有一天可以独自站立。他们不知道，一个孩子真正需要的，是有人相信他能够活出自己的生命。

今天我跟小溪老师聊了两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和《我，许可》，都是女性题材的影片。我们聊电影中温暖的故事、有趣瞬间。看见剧中人的艰难处境、为信念坚守，以及归于释怀的收获，也思考我们自己的生活。 女性成长、爱情婚姻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日常，为何却在很多时候感到无能为力，这其中究竟有没有“解药”，让日子越过越舒心？ 是的，这个世界从不缺少丑陋的人性，但我们总得温暖地活下去。 欢迎收听。欢迎互动留言。 [小贴士] 《给阿嬷的情书》 这是一部关于守护与情义的潮汕方言电影。故事通过孙子寻找富豪阿公的线索，揭开了一段尘封半个世纪的往事：素不相识的女子谢南枝，为不让同乡遗孀苦等，冒名写了18年的“侨批”。影片没有浓墨重彩的煽情，却用“咸猪肉收到了吗”这样朴实的日常，道尽了平凡人骨子里的侠义与温情，被誉为“比爱情更稀罕”的情感。 《我，许可》 这部电影聚焦00后女儿与传统母亲的同居生活。25岁的母单许可，因手术需要家属签字，不得不面对母亲的“突袭”。与其苦口婆心讲道理，许可选择带妈妈去Livehouse、教她用导航、甚至送她情趣用品，展开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反向教育”。影片探讨了月经羞耻、身体主权等话题，最终母女在冲突中和解，达成了“我许可你做自己”的深刻理解。 这两部电影虽然题材不同，但核心都是关于爱的连接与理解。《给阿嬷的情书》胜在情感的厚重与克制，而《我，许可》则展现了代际观念碰撞后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