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么多期节目中,除了汤包,我认识轶君时日最长。她像身怀永动机一样,似乎可以不眠不休地汲取信息,然后在大脑中高速运作,第一时间化作发人深省的内容呈现给观众。这样一个人身上可以贴一百个身份角色标签,而在我眼中,她总是那个让你在见面前既兴奋又有点紧张的厉害前辈。兴奋是你知道,这一杯咖啡、一顿午餐、一程路肯定能够学到很多,也许是具体的知识,也许是处世的见识,也许是思维的方式。而紧张,也是真的紧张,因为有点怕自己的成长速度太慢,没有新的长进足够交流。
《山顶洞人》关注大脑极度活跃的人,这样的人看上去都是天才,一休哥一样休息一下就灵感不绝。但创意需要强大的执行力和坚毅的性格才能化为可见的实体,而这些年和轶君工作所见,她恰好就是灵与力的完美结合,既轻盈又扎实。
过去一年零散见过她几次,算是很遥远而片段地见证了《他乡的童年》从零到完成的整个过程。像以往一样,轶君带着本地的大哉问去不同国家的现场找寻不一样的回答。她始终相信现场的关键性,相信亲力亲为才会有的独特视角。看到她在北欧的森林和小朋友闻泥土的味道,然后睁大眼睛问这问那,作为观众的我很快明白这一份报道的含金量十足,而作为内容创作者也能稍稍感觉到她在当时当地的些许兴奋。
和轶君工作那段时间,成长迅速,一方面是有人言传身教,一方面也是因为「压力密度很大」(是的轶君我在此又来黑你了)。盖应上司已经异常优秀,仍然对她自己的创作不能感到满足,那作为初来乍到的新手自然会战战兢兢。这一份不满足是那样真实,「怎样可以更好」,「别人是如何做的」,我常常在想每天都在问这些问题的她,在令人仰止的履历表之外,她是如何一路走来成为今日的样子。
这一次的节目我们从《他乡的童年》聊起,不知不觉也说起自己的童年,往日不可追,但可追溯,从而更明白今日的你我,这也许和去他乡街头寻找本体议题的可能答案有异曲同工之妙。轶君说她拍的不是一个关于教育问题的纪录片,是一个关于教育的故事集,那我们这一集聊的大概是故事外的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