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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案件回顾】
2004年7月7日，吉林省长春市发生劫匪劫持人质案。30岁的女子郭某在长春市北安路被一持刀男子劫持在车内，几分钟后，长春市公安局派出大量警力赶到现场，与匪徒进行谈判、对峙近3个小时候，警方开枪将劫匪击毙。但人质的气管、颈动脉在最后瞬间被割断，男子被当场击毙，人质被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长春人质劫持事件”报道者朱文轶：
大家好，我是朱文轶，三联生活周刊的老记者，2004年的时候，我去长春报道了长春人质劫持事件。
2004年7月7号，一位叫郭晶的女士，开着自己的宝来车，在长春的北安路被劫匪陈浩然持刀劫持，警方在和歹徒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对话，双方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沟通，但是一直没有奏效。最后警方决定要对劫匪进行致命一击的时候，枪声想起的那一刻，情绪失控的歹徒也把刀刺向了人质的颈部。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悲剧的事件，看上去成功近在眼前，但是人质的生命也在最后一刻失去了。
我记得7月7号开的选题会，7月8号晚上我到的长春。从过去的采访经验来看，这么大的事情很长时间都会是整个城市的一个议题中心。当时我到长春的时候，我搭的每一辆出租车司机都会跟你讲这件事，都会精确地告诉你当时那辆被劫持的宝来车的位置，甚至哪棵树下面围了多少人，大家在聊什么。但是对于记者来说，一个最重要的使命是去记录所有的细节，找到关键的人，以及让关键的人讲出关键的故事，这点至关重要，他决定了报道能不能成立，能不能让我们实现最初的两个基本的想法。
对记者来说，这个核心人物其实就是遇害者以及他的家庭。我记得我是在7月9号那一天找到的当事人。后来我知道他们也是刚刚结婚，其实是一个新婚的家庭；这个家庭还有一个更加戏剧性的是，遇害者的父亲是一个老警察，在这个事情中间增加了很多悲剧成分和戏剧感。
找到这个家庭后，其实很难让家庭去说话。当时有很多媒体都在找，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当我找到他们的时候，一开始对话的空间是完全关闭的，因为他们在巨大的痛苦中间，很难跟你静下心来去讲，他能讲的也仅仅是他的痛苦，他没有故事，没有细节，也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些细节。
所以我等了他们整整一天。过了一天之后，郭晶的丈夫慢慢地情绪舒展开。我提问时，对自己有一个想法是：不能太急功近利地去问一些很核心的问题，所以我故意绕得很远，先远离现场，先去问他们他们婚姻的事情，家庭的事情，孩子的事情，问得非常细。我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细节的问题，让他重新回到一个日常的生活现场中间，这样我们最开始想要的一个人生的故事才可能慢慢被开启，一个人的记忆线才能被开启。
17年后再来回顾这一次的事件，其实我现在反而倒觉得我们当时构想中间的两个想要去表达的东西——无论是制度的建设，还是警务的建设，其实跟我们的人生都很远。最终我们记得的，还是在这起悲剧里面，那些血肉分明的人、和他们的人生。
这个事件在当时之所以那么瞩目，除了事件本身，还因为这是中国的警务案件里少有的一次失败的案例。
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件是否会带来中国的警务建设的一个新的开始？是否会重新去思考我们在面对劫匪交涉、人质劫持的这种谈判事件中，引入一些新的思考，新的制度建设？所以当时我们的判断是，这个事情在新闻的价值上有着一个标志性的意义。
另外从新闻的要素来说，这一次案件里面，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来看，它包含了一个好的新闻成品的所有的要素：这里面有人，有故事，有一个家庭的灾难，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性地发生，并且谁都没有预料到这件事情的走向，最后竟成了这样的一个悲剧。这种充分的悲剧性，其实包含着我们的人生的故事、人的故事。
这个事情也让我自己去重新去认识新闻的使命。只有当新闻不是被当做一种了解世界的工具，而完全成为人们所面对的世界时，那新闻的受众才能感受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每一个生命的欲望，每一种极端的无奈的哀伤，血肉分明让人感动，让人恐惧，让人痛苦。这才是有力量和美感的新闻，也才是我们希望去写作的、希望去记录的性感的故事，性感的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