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播 | 吴淑斌，《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嘉宾 | 王海燕，《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从专刊到单篇报道，从家暴与反家暴到性侵、拐卖，《三联生活周刊》长期关注着相关话题。记者王海燕总结了妇女儿童议题的四种报道类型：一是系统性话题类，如家暴、儿童性侵；二是社会事件类，如榆林产妇坠亡事件；三是观念探讨类，如关于育儿、彩礼的论辩；四是以个人经验为基础小切口叙述。 本期节目以记者的报道经验为基础，展开谈论了类型之下的具体案例，串联起种种问题面向：社会对家暴的认知发展、《反家暴法》及其现实实践、多主体视角下的家暴与性侵、记者面对性侵事件当事人的报道伦理、当下女性相关议题写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向这些问题投入的每一份目光和思考，都能成为社会整体认知进步的动力。 【时间轴】 00:50 为什么近些年女性话题的讨论增多了？ 05:35 我们做过的妇女儿童权益报道，都有哪些类型？ 08:12 反家暴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 14:55 面对家暴事件，基层民警会如何处理？ 19:30 万飞与“家暴训诫书” 22:40 家暴的复杂，在于无法用一条准绳去衡量 35:03 为什么对于儿童性侵有这么多争论？ 41:24 对于儿童性侵，很多时候我们还处在认知阶段 45:07 作为记者，如何与被侵害对象沟通？ 56:02 纠缠多重权益问题的榆林产妇坠亡事件 1:08:34 我们需要女权的理论，更需要对真实世界的洞察

听众朋友您好，在这里介绍一下“三联·大案追踪”有声剧的内容制作情况，供您参考。 我们在《三联生活周刊》过去20年的报道中，筛选出了具有代表性的10个案件。每期节目，会由专业演播团队基于记者的报道文章进行演播，同时我们也邀请了当时参与采访的记者，在每一个案件开始前的导读中，披露他们在采访时观察到的许多细节，以及多年来的思考。 这10个案件的有声剧，以及1期专属播客，就是整个专辑的基础内容。在这些内容之外，我们也在加更一些播客节目，比如记者们关于社会案件报道的对谈等，让大家对于案件背后的故事有更多了解。

主播 | 吴淑斌，《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嘉宾 | 李晓洁，《三联生活周刊》记者 恶意伤害、性侵、自杀、校园霸凌……正值少年的“他们”本该拥有快乐无忧的生活，却深陷于罪案的痛苦漩涡之中。近年来屡次发生的青少年罪案事件令人揪心，也将未成年人的成长困境暴露在公众视野中。 他们出生在乡镇或是县城，缺乏必要的家庭关爱，受到严格压迫的教育，心理郁结却无处诉说；遇到霸凌与欺侮，他们不会求助于长辈与师长，而是依赖同辈群体解决问题。通过社交媒体网络，他们开始窥见成年人世界的一角，学着“大人的模样”开始交友和生活。在童真还未在脸颊完全褪去之前，他们却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阴暗、暴力和罪恶。 本期播客，邀请到有着大量青少年罪案报道经验的社会调查记者李晓洁，聊一聊乡镇生态下的青少年罪案调查故事。青少年犯罪背后到底有怎样复杂的社会因素？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更好地保护孩子们？面对他们的沉默或抵触，我们又该如何与他们建立有效的联系，提供必要的帮助？让我们一起走进少年们的内心世界。 【时间轴】 00:39 霸凌、暴力、性侵，罪恶一直在青少年身边 07:27 压抑的学校教育，让他们想“逃”出去 09:04 单亲、留守家庭，父母的缺位是关键性因素 14:51 “大人理解不了我”，未成年人有自己的社会规则 19:31 通过社交媒体看见并模仿成人的世界 22:45 一场因为“美丽”引发的校园霸凌 26:39 捕捉到微弱的求助信号，或许能保护孩子们 35:02 “唯分数论”背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岌岌可危 43:15 采访未成年人，比开盲盒还随机 50:45 “问题少年”长大了，困扰会慢慢消失

大家好，关于“三联·大案追踪”的内容制作情况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反馈的诉求，我们在这里做一个详细说明。 “三联·大案追踪”在制作时尝试了“声音纪录片”的形式，所以各位听到的节目主体是记者导言+主播依托报道内容的音频播讲，确实和播客平台的收听习惯有所差异。上线之后我们一直关注大家的评论，也非常能理解各位对于节目内容与形式的质疑。经过与平台的协商，我们为大家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希望可以满足各位的诉求。 首先，我们会开放退款通道，对于在2023年7月31日前购买的朋友，如果您希望退款，可以在节目文案内找到具体的操作流程，会有工作人员协助各位处理，完成全额退款。上述期间购买节目的朋友，在2023年12月31日前均可联系我们进行退款。 对于保留节目订阅的朋友们，我们会加赠一份三联数字刊月卡的兑换码（2023年12月31日前均可兑换）。兑换成功后，可以在三联中读App-数字刊频道，听读《三联生活周刊》过往28年的全部期刊内容。具体的领取方式，在节目文案中也会有说明。 关于节目内容，我们也会在近期上线加更的播客节目，补充一些记者们关于社会案件报道的对谈播客，也欢迎大家关注。 相信很多朋友是基于对《三联生活周刊》报道内容的信任来付费订阅这个系列的。我们会更多听取各位听众朋友的需求与建议，为大家提供更多有深度的高质量内容。 感谢大家的耐心，有关于上述内容的疑问，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谢谢。 【退款/数字刊月卡领取操作方式】 统计表单：jinshuju.net 您可以在这个表单里，选择您的需求，“要退款/保留节目，获取三联数字刊月卡”，并提供相关信息，会有工作人员尽快处理您的需求。

主播 | 王海燕，《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嘉宾 | 吴琪，《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嘉宾 | 王珊，《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本期节目为连线录制 从2016年案发，到2023年二审宣判，在“吴谢宇弑母案”的不同节点中，《三联生活周刊》都进行了采访和报道。这既是一起让人震惊的刑事案件，也是一桩让人痛惜的家庭悲剧。在9万字的封面报道中，我们通过坚实的采访调查，努力呈现事件背后的复杂。 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持续追踪一起恶性案件，有哪些力量和疑问在驱动？而在具体的报道过程中，记者们又该如何处理海量的材料，做出更贴近事实真相的判断？在她们看来，悲剧的形成，是哪些复杂因素的结果？而作为公共媒体，在面对罪案时要保持一种怎样的视角；所呈现的报道，又该为公众提供哪些价值？ 本期Talk三联，我们邀请到撰写此次封面报道的《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吴琪、主笔王珊，以及在此前参与过报道的主笔王海燕，在节目中分享她们的观察与思考。 【时间轴】 00:01:45 为什么要持续关注“吴谢宇案”？ 00:08:35 材料从何而来？ 00:13:59 如何从海量材料里辨别真伪、建立叙事？ 00:31:01 很多材料不是一下就看到价值 00:36:16 努力接近“恶”，但要对“解释清楚”保持警惕 00:39:03 父亲的角色 00:54:34 如果可以面对面，会问吴谢宇这些问题 00:56:40 大学生活究竟发生了什么？ 01:09:59 面对极端案件，媒体的态度与价值

【案件回顾】 2016年2月14日（工作日），吴谢宇的母亲谢天琴的尸体在其居住的中学教职工宿舍发现，尸体被活性炭等层层包裹，并在案发现场发现监控摄像头。经警方侦查发现，凶案发生于2015年7月11日，谢天琴的儿子吴谢宇有重大嫌疑。其杀母后，通过复印母亲日记本等方式，伪造了一份辞职信，帮母亲辞去工作，伪造母亲去美国陪读的假象。 2019年4月21日，吴谢宇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21年8月26日上午，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吴谢宇故意杀人、诈骗、买卖身份证件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被告人吴谢宇犯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宣判后，吴谢宇认为死刑判决过重，之后提起上诉。 2023年5月30日，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谢宇故意杀人、诈骗、买卖身份证件上诉一案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吴谢宇”案报道者王海燕： 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王海燕。在2019年4月，因为弑母被通缉的北大学生吴谢宇在重庆被抓获，我当时是去做了这个当时非常轰动的报道，之后我是写了两篇稿件，一个是微信，一个是杂志。 过后的这两年其实是不断的有人会想要跟我来聊起这个案子。然后到去年12月的时候，吴谢宇这个案子是在福州进行了公开的庭审，在庭审中吴谢宇解释了一下他自己的杀人动机。他是说他其实是在大二到大三，也就是2014年的时候发现了自己有心律不齐（的情况），进而就怀疑自己得了绝症，觉得自己可能活不长了，所以他想把他妈妈也杀死，两个人一起离开人间，然后跟爸爸去团聚。 当然他的动机描述是否是真实的，或者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动机，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先不做讨论。当时看完关于他庭审的报道过后，我自己觉得还挺唏嘘的，因为他其实跟我之前的一些报道发现是有很重大的重合的。 其实在最开始的报道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人可能以前会怀疑吴谢宇跟他妈妈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他爸爸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甚至还有一些自媒体号会把他的杀害母亲的残忍举动，跟他在小学或者初中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家庭事情关联起来，但是我当时就发现其实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在梳理它的整个成长路径的时候发现，其实在他大二、大三的时候，他的人生中一定出现了某种变故，这个变故导致了他的一系列的异常举动——包括他原来非常自律，变成了一个不太自律，然后甚至他原来是有出国的打算，然后他突然又放弃了学业上的进取。 总之，他在大二到大三的时候出现了很重大的一个变化，这个是他的大学同学都发声了的。而且我后来在更仔细的梳理的时候发现，这种变化其实是从他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 所以我当时的一个判断，会觉得可能他整个的行事、这种风格、以及他的行为动机可能是隐藏在他的整个成长线里，但是触发的因素一定是跟他大学期间碰到的某件事情有关。我当时是没办法知道这个具体的事情是什么，但后来他自己的陈述还是比较能够说服我的。 其实我们在后来重新去分析他的动机，他自己的描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外人，还是他自己其实都很难去真的解释他自己的动机，他说他是因为他很爱他妈妈，然后所以他就伤害了他的妈妈，但是他也有另外一个举动，当他看到死亡的惨状的时候，他其实自己相当于是逃跑了，然后又去到了重庆，然后在那个地方过上了一种跟他前半生都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人是非常复杂的，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很难去去很直接的去说他，是因为他的某一个观念或者是他的某一个动机，他去做出了这么一个杀人的呃行为，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整体做报道完了过后的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后来我自己在回想：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报道？ 很多人都会说你媒体去做一个杀人的报道，你无法解答他为什么杀人，甚至他自己陈述以后，你也无法说服大家来相信他真实杀人的理由的时候，你们做报道的就是意义在哪？ 其实有一点蛮有意思的。我自己是跟他的亲戚、他的高中同学、他的大学同学都有过接触，去聊他们眼中的吴谢宇，你就会发现不同人的眼中的吴谢宇是完全不一样的。高中同学会觉得吴谢宇是一个相当完美的、智商和情商都比较高的、一个阳光开朗的人；在大学同学的眼里，他可能就是一个偏学习型的，没有什么爱好，也很难去跟别人交往的人；对他的老家的亲戚来说，他可能就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你上了北大，可能毕业过后你的薪水一定是上百万的，这就是他们对一个名牌大学生的想象。 但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跟吴谢宇实际接触过，所以他们会有一种高度的——我很难去形容它，就是信息上他会觉得“这个人才是我认识的吴谢宇，你们媒体很难比我更加认识他”。但是我们会发现，媒体去跟不同的人群去了解了吴谢宇过后，你其实是可以描绘出一个更加立体、更加复杂、以及他们都不了解的吴谢宇。我们去描述了这样一个复杂的人过后，你其实才能够去描写人性的复杂，以及在这个人的成长里面所反映出来的一个社会现实。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我会觉得到现在为止，我也没办法去解释吴谢宇他为什么残那么残忍地杀害了跟他相依为命的母亲，但是我会觉得这个报道至少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更加真实的好学生，一个中国高等学府里面看起来非常完美的学霸，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们社会还是有一些启示意义的。

【案件回顾】 日本当地时间2016年11月3日，就读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江歌被好友刘鑫的前男友陈世峰用匕首杀害。 2016年11月24日晚间，日本警方对外通报称，以杀人罪对中国籍男性留学生陈世峰发布逮捕令。 2017年12月11日，案件在东京开庭审理，江歌的母亲江秋莲出席庭审。12月20日，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当庭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判处被告人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 “江歌案”报道者王珊： 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王珊，在日本报道了江歌案庭审。 这个事件大家可能已经印象不深。日本当地时间2016年11月3日就读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江歌被闺蜜前男友陈世峰用匕首杀害。2017年11月24日晚间，日本警方对外通报称，以杀人罪对中国籍男性留学生陈世峰发布逮捕令，指控其杀害了中国女留学生江歌。2017年12月，江歌案在日本庭审，我去日本做了相关的报道。 现在回头再去说这个报道，我对案件的细节印象已经不是很深刻。不过我想说的一点是：在当时，当案件进入到庭审阶段时，江歌案已经不只是一个案件那么简单。他已经脱离了案件发生，警察侦查，法院审理这样一个办理程序。 从2016年，11月到第二年12月，这一年的时间，江歌案被舆论包裹。非常多的人参与到“江歌案”的这场讨论中。这样的讨论一直持续到现在还未结束。在江歌案宣判之前，因为真相还在探寻的过程，猜想、事实、证据交杂在一起，这里面包含着各种基于个人情绪、臆想，或者是谎言的东西。 在我从业这些年，报道过许多刑事案件，我从未见过哪一个事情一直如此长久地在公众的视野里保持如此的热度。但我想提醒的是，热度能让人关注这个事情，但如果使用不当，也能让一个事件脱离既有的逻辑秩序，异化发展。 参与完庭审报道，我从东京离开的前一天去见了一个志愿者，这位志愿者跟江歌妈妈关系很密切，一开始就参与帮助到江歌案的过程。其实我当时挺不想去见的，因为我觉得事情已经结束了，我也不想再跟这个事情有过多的这种牵扯，但总觉得如果不去的话，可能会是一种遗憾。 志愿者说回看整个事件的过程，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在噩梦里面他变成了一个魔鬼，为了表示他对江秋莲的支持，为了安慰江秋莲，他觉得自己对刘鑫，甚至是陈世峰也产生了恨意。他觉得特别可怕，没法看当时的自己。那时候他和我讲，希望江歌的母亲能够从这个世界中走出来，然后开始新的生活。 这个志愿者的话让我觉得挺感慨的，其实即使到了现在，距离宣判已经过去了三年，即使我们从法律的结局上早就看到了一个终结，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结束。

【案件回顾】 1988年5月26日下午5时许，白银公司一23岁的女职工白某，被发现死于白银区永丰街家中。警方勘验发现，受害人“颈部被切开，上衣被推至双乳之上，共有刀伤26处，下身赤裸。”此后，死亡人数在不断增多……从1988年至2002年的14年间，在甘肃省白银市有11名女性惨遭入室杀害的案件，部分受害人曾遭受性侵害，共同特点是：年轻女性，多处刀伤，下身赤裸，作案手段残忍，极具隐蔽性，造成巨大的社会恐慌。为了破案，警方在数年间里一共采集了十万多人的指纹和DNA数据，在一次数据采集中终于找到了凶手，经过比对，确认凶手就是高承勇。 2016年8月26日，办案刑警在白银市工业学校一小卖部内将犯罪嫌疑人高承勇抓获。 2018年3月30日10时，甘肃白银中院一审宣判“白银连环杀人案”，被告人高承勇被判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侮辱尸体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2019年1月3日上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罪犯高承勇被执行死刑。 “白银杀人案”报道者刘怡： 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刘怡，2016年曾经参与报道了白银连环杀人案的破获经过。 白银是位于甘肃省兰州附近的一座小城市。它是因为1956年在当地发现了铜矿，为了开发铜矿而建立的一座移民城市，规模不大，而且随着近年来有色金属开采的衰竭已经在收缩。这座城市以及与他有关的白银连环杀人案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起案件发生在从1988年到2002年，长达14年的时间里，在白银市发生了由同一个犯罪者所为的9起性侵杀人案件；而这起案件在犯罪者最后一次结束作案之后的2002年开始，又长期没有被侦破，一直到2016年，也就是距离犯罪者第一次作案已经过去了整整28年之后，这些案件才被破获。 而在这28年之间，网友们曾经在一些刑侦案件的杂志、报纸，包括后来的 BBS网络论坛上，对这个案件的前因后果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推断和猜测，其中一些的内容非常细致。包括警方为了破获这起案件，在当地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排查。然而等案件真正水落石出之后，人们发现无论是警方当初对于这个案件的预判，还是网友们天马行空的就各种想象和推测，跟案件的实际真相都可以说相去甚远。 那么，为什么白银连环杀人案的作案者高承勇能够在这个地方活跃猖獗，能在这个地方猖獗作案10多年而没有被抓获？这起案件为什么在发生之后长达为什么在发生之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没有被破获，而警方和当初的网友们的思维误区又出现在哪里？这些都会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而我对白银案现场的探访也是围绕这些问题来展开的。 我到达白银当地，尤其是看完9个作案现场之后，有2个非常深刻的感觉，而且这两项不同寻常的感觉也成为我随后进行采访，包括写这篇稿子的关键推动力。 首先是我发现，虽然白银市本身如果加上下属的三个县，还算是一个有一点规模的城市，但是9起案件的发生地基本上是在方圆1.5公里的白银县县城老城的中心地带，并且靠得非常近。而白银市老城的中心地带，距离白银市长途汽车站就只有不到500米的范围。 也就是说，警方在侦破这个案件的这种初期，一定程度上是犯了一个思维上的误区：误认为因为作案者出现在白银市的核心地带，而且看上去对当地十分熟悉，所以大概率是本地人作案，而恰恰忽视了因为所有案件的发生地距离长途汽车站很近，所以犯罪嫌疑人完全可能从周边的一些县市先坐汽车到达白银，然后在车站周边的县城中心作案，事实也的确如此，而这种思维惯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成为我随后去跟进、采访、和了解这起案件真相的一个出发点。 其次是，我发现在9起案件当中，居然有3起案件的受害者家属现在依然居住在案件发生当时的房子里，这个可以说是违背一般人的情感和形式逻辑的。但是它证明了，因为这些房子从性质上属于单位分配的这种集体宿舍，而且在白银的经济比较衰落了之后，原住民是没有经济能力去更换新的比较好的房屋，所以导致虽然有非常强烈的情感刺激，但是许多受害者的家属还是不得不居住在发生案件的凶宅里面。 从这一点又折射出一个关于白银是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真相：随着有色金属开采以及主导当地经济生活的这些国企，陷入一种衰败的状态，整个城市无论是治安力量的规模，还是治安力量破获案件的传统模式，都不足以应对人流大规模流动，而且变得越来越杂的这种新的形势。而白银连环杀人案之所以破获就如此艰难，也跟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

【案件回顾】 1994年11月24日起，朱令开始出现奇怪的中毒症状：起先是肚子疼，吃不下饭，接着胃部不舒服，头发开始脱落，并在几天内掉光。12月23日，朱令入住北京市同仁医院消化内科病房，虽然没有查出病因，但住院一个月以后，病情得到缓解，并在1995年1月23日出院。 1995年3月，朱令的病情恶化，陆续出现面部肌肉麻痹、自主呼吸消失等症状；3月底，朱令被送入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1995年4月，朱令的高中同学贝志城、蔡全清等人将这种不明的病症翻译成英文，通过互联网发出求救电子邮件，有相当一部分回复认为这是典型的铊中毒现象。1995年4月28日，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的陈震阳教授对朱令的尿液、脑脊液、血液、指甲和头发进行了检测，认为朱令为两次铊中毒，第二次中毒后朱令体内的铊含量远远超出致死剂量，并怀疑有人蓄意投毒。 “朱令案”报道者陈晓： 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陈晓，参与报道过“朱令”案，那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个封面。 实际上这个案子进入的时间很匆促，只有一周的时间。这个题目的契机是因为当时复旦大学发生了一起寝室投毒案，一位医学院的研究生在寝室饮水机里放入剧毒化学品，毒杀了自己的室友。但社会对这起高学历精英投毒案的关注，很快过渡到另一个案子：清华大学的“朱令”案。 我进入这个报道时，“朱令”案已经被报道过好几轮了，有一些明确的信息点。除了病情发展过程，就医过程外，最重要的就是嫌疑人。当时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嫌疑人是朱令室友，甚至有信息说她是当时警方办案时唯一锁定的嫌疑人。但实际上在我们的采访中，没能找到这个信息的可靠出处。但民间对案件的解读和情绪，是在这几个基本点上形成的。所以“朱令”案已经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冤案，确定的嫌疑人因为家世等关系干预办案，导致真凶无法落网。 所以我进入报道时，最大的感觉就是混乱。报道的基石不能是传言，但警方不接受采访，也不公开信息，所以案件的讲述，没有一个可靠的起点，就像没有一块坚实的礁石，站不上去。 所以我的报道只能选择呈现。呈现这个案子在信息和理解上的复杂性，呈现这里面因为多年信息的隐蔽，而产生的舆论漩涡。这个漩涡的焦点是那个从未露面的嫌疑人。 她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只是在天涯论坛上做过一次自辩，并答应过一档电视访谈节目的采访邀约。那档节目的采编人员是唯一和她见过面并交谈过的媒体人。我找到了这期节目的两位编导，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这个嫌疑人的信息。 在采访中，那位见过嫌疑人的编导说了一个词：“信息漩涡”。当他们决定做这个选题时，他接到了大量的短信，电话，邮件，都很急切地告诉他同一件事：真凶就是那位室友。这些扑面而来的汹涌信息流，让他感觉身陷一个漩涡。漩涡都是有方向的，方向就是：那个嫌疑人就是真凶。 对编导采访的时候是在一个商场外，当时天气还很热。那个采访对象突然打过来电话——因为之前还没有确定时间，我找不到其他的地方，就坐在商场外的石阶上和他电话聊。石阶被太阳晒得发烫，黄昏时仍然往外渗着暑气。我就在那里一边夹着电话，一边奋力做着笔记。这是做记者多年，我还能记得的一个职业时刻。 “朱令”案的报道是一个封面。报道推出后，我们收到了关注“朱令”案志愿者的感谢信。感谢我们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声。实际上，我们的报道能在事实上的推进很少。朱令的遭遇是一个谜，至今未解，在未来能解开的可能性也很小。记者也不是警察，通常的职责不是破案，而是记录。 其实以前我做记者也经常会怀疑这种记录的价值。但是通过“朱令”案的报道，我开始能理解一点记录的价值：事件也是一种生命体。 能够长久被记忆，被持续关注和讲述的事件，就是一个生命力非常强的生命体，比如“朱令”案，我能做的，就是记录下当它生长到2017年时的状态：朱令和父母在怎么生活，人们在怎么看待他们，帮助他们，议论他们。2017年的时候还是一个无能为力的状态，大家对这个事件依然抱着极大的好奇和愤怒，但是仍然对此无能为力。 其实很多当下无能为力的事情，可能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记忆。这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帮我们度过很多无能为力的时刻，会导向不一样的未来。就像比较早就报道过“朱令”案的《三联生活周刊》前记者巫昂说的：“记住，也是我们眼下能做的唯一的事了。有时候，记忆是某种更为有效的反抗，某种等待时机的态度，以及高于同情的坚韧不拔。”

【案件回顾】 1993年初到6月，苗炳林、牛顿、朱兴金、黄亚平等4伙歹徒在K3\4次国际列车和莫斯科华人圈抢劫、强奸、伤害20多起，随即成立的专案组在俄罗斯和中国境内开始了大规模的侦破搜捕，到1994年虽然一共抓了102人，也有漏网之鱼逃窜到第三国。 2011年7月，苗炳林团伙的“东城老七”宗立勇在首都机场归案。从1993年到2011年，追捕从未停止。 “中俄列车大劫案”报道者杨璐： 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杨璐。2011年我写了《18年的跨国追捕：中俄列车大劫案》，这个其实是三联大约十几年前，有一个栏目叫做“追记”，我们会写很多从前的大案要案；而且当时也有一个新闻，就是中俄列车大结案里面当时没有抓到的一个犯罪嫌疑人落网了，18年以后把他追捕到了。一个是新闻由头，然后再一个就是追记的栏目，所以就有了这篇稿子。 这个案子其实当时特别出名。因为90年代拍过一个电影，就是叫《中俄列车大劫案》，我记得是吕良伟演的，那个时候我还特别小；然后前几年还有一个电视剧，也是以这个案子为主题的，一共大约拍过两次。 我当时写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时机可能好一些：当时公安部里面负责协调整个跨国追捕的副部长，和当时直接去抓捕的北京铁路分局的刑警——后来他已经是局长了，他们两个人是刚刚退休。对于这两个人来讲的话，可能是他们两个人这辈子经历过的最大的一个案子，而且非常有时代背景，所以他们讲述这件事的意愿也很强。后来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些案子的好多细节，可能有一个来源是当时北京铁路分局的通讯员，然后还有就是当时我的采访。因为有一些内容可能是90年代或者是之前他没有办法说的，我采局长的时候，他还没有正式办退休手续，但是已经马上要退休，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他们还是很愿意讲一些细节的。 可能我们现在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跨国追捕的。比如说他们到俄罗斯去是没有执法权的，但是他们又要把这些人从境外抓回来，所以其实他们走的时候，我记得他们带的是擀面杖、拿的那种锁，其实都是为了格斗的时候用的。包括他们到当地去了之后，还不能够跟莫斯科的警察明说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不能在那抓人。包括我记得他们抓完之后，这个人也能不能也不能从送到使馆然后回来，他们就在使馆旁边租了一个房，然后把人先弄到那儿去，然后再坐车回来什么的。 我还记得他给我讲到他抓的抓人的时候，就是他进去之后就把人摁住了，摁住之后然后那个人其实是要反抗的，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抓人，你是没有办法上手铐，你也没有办法拿枪什么的，你只能是人和人的肉搏，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跟那个人讲，他说你要是反抗的话，那你现在你就撂在这个地方，你如果要是不反抗的话，你回去可能能见到一下你的亲人，然后那个人想了一下，还是决定不反抗了，跟着他回北京，接受法律的制裁。当时真的还挺挺惊险的，这些幕后的东西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案件回顾】 2009年11月24日，北京大兴区黄村镇某小区内发现一家六口被灭门。警方在接到报案后迅速的赶到案发现场，经过警方与当地居民的确认，死者分别是这家男主人李磊的父亲、母亲、妹妹、妻子、以及两个孩子。这个案件最大的嫌疑人是李磊，警方立刻对其进行搜查与追捕。2009年11月28日李磊在三亚被逮捕。 2010年10月，北京一中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磊死刑，并附带赔偿受害人合计345万余元。2011年9月16日，李磊被执行死刑。 “大兴灭门案”报道者魏一平： 大家好，我是报道北京大兴灭门案的魏一平。今天我们在北京如果坐地铁的4号线，一直往南走到终点站，可以发现天宫院站。如果夜幕降临，我们从远处去看一下整个天宫院站那一片的楼房的时候，应该能够远远的看到有三个红色的大字，叫天宫院。那一片的楼房就是当年那个叫天宫院的村子，拆迁之后建的回迁房的小区。 2009年的冬天，一个很普通的夜晚，天宫院的村民李磊晚上回到家，用准备好的刀杀死了自己的父母、妹妹、妻子还有两个儿子，酿成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血案。 这个案子案发之后，我们就进入到天宫院去采访，其实那个时候所谓天宫院这个村庄已经消失了，在一轮一轮的征地中拆迁，然后是一个消失的村庄。我们在案发之后的很短的时间之内来做的报道，只是非常片段的提供了一些当时对于李磊这个人和他家庭的一些描述性的信息。比如说都说李磊从小蔫坏蔫坏的，上学也没上出来，后来做生意一直失败，家里面对他管教比较严，所以一直没有建立自我的成就感。 当然导火索很多人说是因为最后这一轮拆迁。我记得印象很深，当时在村里面采访，其实村民都已经基本住到旁边租住的楼房里了，大家谈论起来说，短短的半年时间内，村子里就发生了很多这种兄弟反目成仇，姐妹闹散伙，然后一起去打官司，甚至夫妻离婚。巨大的财富冲击，因为城市化的运动带来的，在当时非常强大的撕裂感。 比较有意思的是，事件报道结束之后，《三联生活周刊》当时讨论，又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具有典型的观察样本。所以大概隔了一两个月之后，三联的当时的副主编、今天的主编李大人带着我又重新回到了当时案发的村庄，我们用一个封面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来去描述村庄的变迁。 这个对于三联我们当时做社会报道来说，它的所谓意义是什么呢？除了对于那个事件本身的报道以外，我们更关注从一个大的历史和环境的角度，怎么样去看待这些极端的事件。 天宫院这个村子当年是有1万多人的口的这种大村，典型的北方地多人多的大村落，但是在一轮轮的城市化运动中，这种命运的变迁被左右来左右去，一直到最后纳入到整个北京南线的核心的城市拓展之内，财富获得了一个急剧性的膨胀，由此带来了整个乡村生活和秩序的失序、崩塌、消亡。 现在10多年已经过去了，不知道那个村子的村民今天、已经成为了市民，生活得怎么样？不知道他们还会议论起当年惊世骇俗的灭门惨案吗？

【案件回顾】 1983年的大年三十，王宗坊和王宗玮在沈阳463空军医院，枪击7人，导致4人当场死亡，3人重伤。随后两人全国流窜，杀人抢劫，直到中秋节被围捕。作为“文革”结束后第一起恶性暴力犯罪，王宗坊和王宗玮，这对来自沈阳一个教师家庭的两兄弟，面对的是当时相对纯净的治安环境和薄弱的刑事侦查力量，“悬赏通缉、特警、巡警、道路检查点和‘110’，这些中国的刑侦网络是从‘二王’开始建立”。 “二王”案报道者葛维樱： 大家好，我是葛维樱。2007年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开始写尘封的旧案，在故纸堆里寻找当时的亲历人，回访他们后来的生活，这其中就有1983年震惊全国的“二王”案。1983年大年三十，王宗坊和王宗玮兄弟在沈阳犯下第一起命案，枪击7人之后就开始了全国的逃亡，在逃亡期间他们5次逃脱警察的追捕，又陆续打死、打伤了不少公安执法人员和一般的百姓。7个月后经过合计5万人的围剿，他们才在江西伏法。 我当时是和另外一个记者马方一起做这个案子的追记，主要采访的是三方面的采访对象，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当年亲自活捉了王宗玮的江西宁都县公安局刑侦科民警，他叫谢竹生，当时围剿二王的队伍非常庞大，是民兵、武警民警混合在一起的，是以25,000多名武警战士为主的，而谢竹生一个向来冲锋在前，刑侦从来考第一的优秀民警，那天觉得莫名的心凉，他描述的是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围捕场景，他举出的第一个功臣居然是他的警犬卫南。 第二个是“二王”案的前线总指挥刘文。我采访刘文的时候正好碰到他在编写中国刑侦史。“二王”是中国刑侦的1个转折点，在犯下特大杀人案后在逃7个月，模仿犯数不胜数，抓捕时他们2个又被击毙了，导致后来准确的判断难以做出了，但是二王逼出了新中国的第一张通缉令。当时的公安系统其实还没有那么完善，所以面对这两个全国流窜的犯人，整个系统是如何应对的是很有启发性的。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没有悬过上通缉令就没有模板，当时的电话、传真机、防弹背心、乘车票甚至粮票，刘文为我回忆了非常多珍贵的细节，而中国的刑侦网络正是从这个案子开始建立的。 第三方采访对象就是“二王”的父母了，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描写“二王”的成长故事，而是主要采访了一些他父母的生活现状，以及在他们看来当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他们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其实说了一句话，说：“看过那么多媒体的报道，只有一个作家说‘二王’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因素”，我们觉得写得真好。他们也想从两个儿子犯案逃窜的路线再走一遍，不知道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没有。 确实，“二王”案非常强烈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状况，可以说在某种程度是中国绝无仅有的。所以我们做了这篇追记，希望可以和大家通过三方的采访，三方的视点，在历史因素下重看“二王”案。

【案件回顾】 2004年2月13日到2月15日，云南大学的学生马加爵在宿舍连杀4人，随后从昆明火车站出逃。2月23日，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接报后，在云南大学学生公寓一宿舍的柜子内，发现4具被钝器击打致死的男性尸体。经调查，该校2000级学生马加爵有重大作案嫌疑。 随后，云南省公安厅、公安部相继发部A级通缉令、通缉在逃杀人犯罪嫌疑人马加爵。 2004年03月15日，马加爵在海南省三亚市落网。 2004年04月22日，昆明中院公开审理了马加爵涉嫌故意杀人、附带民事诉讼一案，并于04月24日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马加爵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定期限内，马加爵没有提出上诉。 “马加爵案”报道者吴琪： 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吴琪，报道了马加爵杀人案。 2004年的时候，云南大学的学生马加爵杀死同寝室好几位同学的案子出现时，全社会哗然。我记得我当时去采访了马加爵大学里的班主任、他同班大概10来位同学；另一位记者程义峰去了马加爵在广西宾阳县的老家，他在村子里是找到了马加爵从小一起长大、关系比较好的堂弟、还有玩伴、还有父亲、班主任。 当时我们试图还原，为什么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会在大学这样一个在我们看来没有什么直接利益冲突的环境里犯下如此残暴的案件。 最后我们把题目叫做《马加爵的三重世界》，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感受到，马加爵作为广西一个比较贫困地方农村来的学生，到了云南大学，昆明这样一个省会城市，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点像我们今天提到的“小镇做题家”。但那个时候他其实连“小镇做题家”都谈不上，就是一个贫困生，到了一个繁华的都市，他过去的个人优势在新的环境里都不再拥有，然后他又是一个内心极度敏感的人，当贫困成为他唯一的标签，可是他在其他方面不管是个人兴趣爱好、英语，各种有可能出色的方面都没有优势的时候，他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偏移。 所以最后大家会发现，他在网络世界里会上一些非常残暴的网站，他有非常不为人知的隐藏的一面。所以我们也是通过他的出生地，他在云南大学的这种空间的不同，以及他在网络世界里新的身份，彼此之间的落差来试图还原一个犯罪嫌疑人，后来被确定为罪犯的这么一个马加爵的形象。 实际上这个案件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在经济发展迅速推进的时代变迁之下，城市化概率很高，不断的有优秀的人从小的地方进入大的城市，但这种优秀可能并不是一个表面的高考分数，而是一个人健康的心理，一个人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是否有足够的能力。

【案件回顾】 2004年7月7日，吉林省长春市发生劫匪劫持人质案。30岁的女子郭某在长春市北安路被一持刀男子劫持在车内，几分钟后，长春市公安局派出大量警力赶到现场，与匪徒进行谈判、对峙近3个小时候，警方开枪将劫匪击毙。但人质的气管、颈动脉在最后瞬间被割断，男子被当场击毙，人质被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长春人质劫持事件”报道者朱文轶： 大家好，我是朱文轶，三联生活周刊的老记者，2004年的时候，我去长春报道了长春人质劫持事件。 2004年7月7号，一位叫郭晶的女士，开着自己的宝来车，在长春的北安路被劫匪陈浩然持刀劫持，警方在和歹徒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对话，双方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沟通，但是一直没有奏效。最后警方决定要对劫匪进行致命一击的时候，枪声想起的那一刻，情绪失控的歹徒也把刀刺向了人质的颈部。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悲剧的事件，看上去成功近在眼前，但是人质的生命也在最后一刻失去了。 我记得7月7号开的选题会，7月8号晚上我到的长春。从过去的采访经验来看，这么大的事情很长时间都会是整个城市的一个议题中心。当时我到长春的时候，我搭的每一辆出租车司机都会跟你讲这件事，都会精确地告诉你当时那辆被劫持的宝来车的位置，甚至哪棵树下面围了多少人，大家在聊什么。但是对于记者来说，一个最重要的使命是去记录所有的细节，找到关键的人，以及让关键的人讲出关键的故事，这点至关重要，他决定了报道能不能成立，能不能让我们实现最初的两个基本的想法。 对记者来说，这个核心人物其实就是遇害者以及他的家庭。我记得我是在7月9号那一天找到的当事人。后来我知道他们也是刚刚结婚，其实是一个新婚的家庭；这个家庭还有一个更加戏剧性的是，遇害者的父亲是一个老警察，在这个事情中间增加了很多悲剧成分和戏剧感。 找到这个家庭后，其实很难让家庭去说话。当时有很多媒体都在找，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当我找到他们的时候，一开始对话的空间是完全关闭的，因为他们在巨大的痛苦中间，很难跟你静下心来去讲，他能讲的也仅仅是他的痛苦，他没有故事，没有细节，也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些细节。 所以我等了他们整整一天。过了一天之后，郭晶的丈夫慢慢地情绪舒展开。我提问时，对自己有一个想法是：不能太急功近利地去问一些很核心的问题，所以我故意绕得很远，先远离现场，先去问他们他们婚姻的事情，家庭的事情，孩子的事情，问得非常细。我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细节的问题，让他重新回到一个日常的生活现场中间，这样我们最开始想要的一个人生的故事才可能慢慢被开启，一个人的记忆线才能被开启。 17年后再来回顾这一次的事件，其实我现在反而倒觉得我们当时构想中间的两个想要去表达的东西——无论是制度的建设，还是警务的建设，其实跟我们的人生都很远。最终我们记得的，还是在这起悲剧里面，那些血肉分明的人、和他们的人生。 这个事件在当时之所以那么瞩目，除了事件本身，还因为这是中国的警务案件里少有的一次失败的案例。 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件是否会带来中国的警务建设的一个新的开始？是否会重新去思考我们在面对劫匪交涉、人质劫持的这种谈判事件中，引入一些新的思考，新的制度建设？所以当时我们的判断是，这个事情在新闻的价值上有着一个标志性的意义。 另外从新闻的要素来说，这一次案件里面，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来看，它包含了一个好的新闻成品的所有的要素：这里面有人，有故事，有一个家庭的灾难，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性地发生，并且谁都没有预料到这件事情的走向，最后竟成了这样的一个悲剧。这种充分的悲剧性，其实包含着我们的人生的故事、人的故事。 这个事情也让我自己去重新去认识新闻的使命。只有当新闻不是被当做一种了解世界的工具，而完全成为人们所面对的世界时，那新闻的受众才能感受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每一个生命的欲望，每一种极端的无奈的哀伤，血肉分明让人感动，让人恐惧，让人痛苦。这才是有力量和美感的新闻，也才是我们希望去写作的、希望去记录的性感的故事，性感的新闻。

【案件回顾】 李纪周，1944年出生，被捕前系公安部原副部长、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原副组长。1999年12月，李纪周因涉嫌受贿、玩忽职守行为被中纪委撤职调查后，移交检察机关处理；同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纪周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赖昌星等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钱财，已构成受贿罪。其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干预下级公安机关对新英豪公司涉嫌走私犯罪的查处，已构成滥用职权罪。由于李纪周滥用职权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改之前，依法应按玩忽职守罪处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还认为，李纪周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鉴于其能够提供线索，为侦破有关重大案件起到了一定作用，且能积极动员亲属退赃，有认罪悔罪表现。以受贿罪判处李纪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已经追缴和扣押的赃款赃物和其他财产全部上缴国库。 “李纪周案”报道者李鸿谷： 李纪周这个案件是我到三联后做的第一个大型的、关于腐败案件的报道。李纪周是公安部的副部长，他是建国以来贪腐里面除了当时江西的一个副省长之后，第二个比较高官副部级的一个案件。但是现在这个人或这个案件可能大多数人都不记得了。 我们回到2000年前后，可能会有两个人：第一个是在“乘风破浪”里出道成团的杨钰莹，这是一个曾经非常红极一时的歌手，她跟一个叫赖昌星的人相关——当然后来很多证据证明她是无辜的。而赖昌星走私，则是一个旷日日久的跨国案件，涉及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案件的主人公——李纪周。 李纪周这个案件在当时，创造了几个人们对贪腐案认识的新的知识来源。第一个像杨钰莹，我们突然发现所有贪腐案里面都有了美女，都有了“性”，后来我们做所有的贪腐报道，记者都去问：贪腐的主角背后有女人没有？有几个女人？这成了一个贪腐案的标配，最早就是从李纪周这个案件开始的。李纪周也有一个女警情人，这是当时报道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关键细节。 除了这一个细节之外，因为赖昌星，让这个贪腐的案件有了一个跨国的色彩。它的跨国色彩让我们还了解到当时的一种比较“先进”或比较少见的一种交易方式：在国内进行一个权钱交易，但是在国外支付酬劳。它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从记者角度来说，或者从新闻报道角度来说，这个案件最大的新闻价值和技术上的贡献是什么呢？我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叫“核心信息源”，这是后来我们业内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什么叫核心信息源？我们相信任何信息都是有等级的，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信息，拥有者就叫核心信息源。我在这里面采访了一个曾经李纪周的上级，公安部治安局的局长叫高旭，他提供了关于李纪周案件之外非常多的信息，是我们这个报道的核心信息源。拿到了核心信息源，你对这个事情本身的理解和了解，可能就会非常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