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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案件回顾】
1994年11月24日起，朱令开始出现奇怪的中毒症状：起先是肚子疼，吃不下饭，接着胃部不舒服，头发开始脱落，并在几天内掉光。12月23日，朱令入住北京市同仁医院消化内科病房，虽然没有查出病因，但住院一个月以后，病情得到缓解，并在1995年1月23日出院。
1995年3月，朱令的病情恶化，陆续出现面部肌肉麻痹、自主呼吸消失等症状；3月底，朱令被送入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1995年4月，朱令的高中同学贝志城、蔡全清等人将这种不明的病症翻译成英文，通过互联网发出求救电子邮件，有相当一部分回复认为这是典型的铊中毒现象。1995年4月28日，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的陈震阳教授对朱令的尿液、脑脊液、血液、指甲和头发进行了检测，认为朱令为两次铊中毒，第二次中毒后朱令体内的铊含量远远超出致死剂量，并怀疑有人蓄意投毒。
“朱令案”报道者陈晓：
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陈晓，参与报道过“朱令”案，那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个封面。
实际上这个案子进入的时间很匆促，只有一周的时间。这个题目的契机是因为当时复旦大学发生了一起寝室投毒案，一位医学院的研究生在寝室饮水机里放入剧毒化学品，毒杀了自己的室友。但社会对这起高学历精英投毒案的关注，很快过渡到另一个案子：清华大学的“朱令”案。
我进入这个报道时，“朱令”案已经被报道过好几轮了，有一些明确的信息点。除了病情发展过程，就医过程外，最重要的就是嫌疑人。当时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嫌疑人是朱令室友，甚至有信息说她是当时警方办案时唯一锁定的嫌疑人。但实际上在我们的采访中，没能找到这个信息的可靠出处。但民间对案件的解读和情绪，是在这几个基本点上形成的。所以“朱令”案已经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冤案，确定的嫌疑人因为家世等关系干预办案，导致真凶无法落网。
所以我进入报道时，最大的感觉就是混乱。报道的基石不能是传言，但警方不接受采访，也不公开信息，所以案件的讲述，没有一个可靠的起点，就像没有一块坚实的礁石，站不上去。
所以我的报道只能选择呈现。呈现这个案子在信息和理解上的复杂性，呈现这里面因为多年信息的隐蔽，而产生的舆论漩涡。这个漩涡的焦点是那个从未露面的嫌疑人。
她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只是在天涯论坛上做过一次自辩，并答应过一档电视访谈节目的采访邀约。那档节目的采编人员是唯一和她见过面并交谈过的媒体人。我找到了这期节目的两位编导，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这个嫌疑人的信息。
在采访中，那位见过嫌疑人的编导说了一个词：“信息漩涡”。当他们决定做这个选题时，他接到了大量的短信，电话，邮件，都很急切地告诉他同一件事：真凶就是那位室友。这些扑面而来的汹涌信息流，让他感觉身陷一个漩涡。漩涡都是有方向的，方向就是：那个嫌疑人就是真凶。
对编导采访的时候是在一个商场外，当时天气还很热。那个采访对象突然打过来电话——因为之前还没有确定时间，我找不到其他的地方，就坐在商场外的石阶上和他电话聊。石阶被太阳晒得发烫，黄昏时仍然往外渗着暑气。我就在那里一边夹着电话，一边奋力做着笔记。这是做记者多年，我还能记得的一个职业时刻。
“朱令”案的报道是一个封面。报道推出后，我们收到了关注“朱令”案志愿者的感谢信。感谢我们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声。实际上，我们的报道能在事实上的推进很少。朱令的遭遇是一个谜，至今未解，在未来能解开的可能性也很小。记者也不是警察，通常的职责不是破案，而是记录。
其实以前我做记者也经常会怀疑这种记录的价值。但是通过“朱令”案的报道，我开始能理解一点记录的价值：事件也是一种生命体。 能够长久被记忆，被持续关注和讲述的事件，就是一个生命力非常强的生命体，比如“朱令”案，我能做的，就是记录下当它生长到2017年时的状态：朱令和父母在怎么生活，人们在怎么看待他们，帮助他们，议论他们。2017年的时候还是一个无能为力的状态，大家对这个事件依然抱着极大的好奇和愤怒，但是仍然对此无能为力。
其实很多当下无能为力的事情，可能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记忆。这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帮我们度过很多无能为力的时刻，会导向不一样的未来。就像比较早就报道过“朱令”案的《三联生活周刊》前记者巫昂说的：“记住，也是我们眼下能做的唯一的事了。有时候，记忆是某种更为有效的反抗，某种等待时机的态度，以及高于同情的坚韧不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