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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本期是美国大选系列之二。和刘院长从“不可避免”的贸易战2.0、一带一路、和跨境支付领域来探讨一下贸易的突围之路。我们会聚焦几个核心问题：贸易战2.0会是什么样子？这些年我们“交朋友”成功吗？“一带一路”战略成功吗？全球贸易新趋势：从“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变成“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跨境支付会不会更难？数字货币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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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59 局面已经够混乱了，预测选举结果只能当成娱乐。预测大选非常困难，即便是在美人士恐怕也很难。尤其是近几届总统选举，选情都异常焦灼。加上信息渠道日趋复杂，传统媒体、民调、自媒体等信息交织，真假难辨。看似公正的媒体实则各有倾向，民调也可能沦为选战工具，制造特定叙事。在如此纷繁复杂的信息环境中，判断难免受个人经济条件、政治观念等因素影响，难以保持客观。支持哈里斯的可能更关注意识形态议题，包括有色人种、移民问题、堕胎问题等；特朗普表面上更符合一般草根的想法，但他自己也并不总是遵守规则。而且常常把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带到国家公共事务中，在传统政治人士看来确实显得不按套路出牌。特朗普的不确定性似乎更大，尽管近期哈里斯表现更为活跃。从阴谋论角度来看，民主党作弊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预测选举结果更像是一种娱乐，但无论结果如何，对中国的影响已经可以预见——都不会是什么好消息，只是不利程度有所差异。当前的建制派或所谓的"deep state"势力依然很强，要出现重大的范式转移可能还为时尚早。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叙事和社交媒体对政治选民的影响已经远超想象，它彻底改变了人们的选择逻辑和行为模式，这可能会带来更多不确定的结果。
00:09:27和主流观点不一样：哈里斯上台对中国更危险？哈里斯当选，对我们来说可能更麻烦。这基于两方面考虑：首先，拜登政府延续并加强了特朗普的对华强硬措施，这与人们的预期相反。尽管拜登看似更讲规则，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步步紧逼，进行全球布局，其狡猾程度更甚于特朗普。由于我们被动应对，其行动难以预测，因此无论如何都处于不可控的境地。其次，从2021年1月6日事件以来，民主党对特朗普采取了一系列压制措施，包括封锁社交媒体账号和媒体封杀等，这暴露了精英阶层对特朗普的敌意。这种行事风格表明，民主党在对华问题上同样会不择手段，不会因表面上的“可控”而有所克制，近年来挑起的国际摩擦也印证了这一点。与其说哪位候选人更可控，不如说都不可控，因为主动权始终不在我们手中。特朗普的行事风格虽怪异，但相对容易预测。而民主党的“暗箭”更难防。主流观点认为民主党上台是“短多长空”，特朗普上台是“短空长多”，但这忽略了“看不见的手”的影响，即根深蒂固、难以撼动的建制派势力。民主党或许会在关税政策上相对温和，但在国际合作和多边关系上，其行动更难以预测，可能导致“从小院高墙变成大院高墙”，尤其在科技领域，这种压力会更加突出。特朗普的政策虽然激进，例如对华商品全面加征关税，但这都在可预测范围内，其破坏性有限。而民主党的隐蔽行动和多边策略，带来的风险更难以评估。
00:16:45面对“看不见的手”，突围口在哪里？无论谁上台，首先要做好自己，同时也要认识到世界是相互联系的。之所以关注美国大选，是因为它对我们影响巨大。其他国家也同样关注，并非因为美国强大，而是因为它与各国都有关联，即使是小国也不例外。最近朝鲜出兵俄罗斯，韩国反应最为激烈，甚至要向乌克兰出口武器。朝鲜援兵俄罗斯，看似与韩国无关，实则不然。俄朝签订联盟条约，约定一方受侵略，另一方将提供帮助。朝鲜出兵，意味着条约并非一纸空文，若朝鲜有事，俄罗斯也会出兵，这对韩国和日本构成威胁，所以他们才会如此紧张。由此可见，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即使喊着“脱钩”，也恰恰证明了联系的存在。“脱钩”本身也是一种联系。因此，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积极向外发展，与世界各国建立良好关系。如果民主党上台，可能会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合，这会增加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难度，但即使有难度，也要努力去做。此外，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除了阻止中国超越之外，还想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珍惜自身的工业体系，并在他们建设工业体系的过程中寻找机会，更好地破局。美国对华封锁至今未取得成功，正说明了世界联系的不可分割性。如同乌克兰战争和巴以冲突所展现的，即使被包围和制裁，只要自身实力强大，并保持与外界的联系，就能找到突破口。针对谁上台后的应对策略，首先要保证国内稳定，避免出现重大问题，这或许是近期刺激政策突然放开的原因之一。国内一旦出现问题，将无力与其他国家竞争。
00:22:23这些年我们“交朋友”成功吗？“一带一路”这个战略成功吗？在国际上，朋友越多，胜算越大。如果哈里斯上台，交朋友的难度会增加，因为她会积极拉拢其他国家。而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我们反而更容易交朋友。最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就在于此。关于“交朋友”，我们已经努力多年。最近在义乌调研，看到那里就像一个小联合国，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和商品，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必须说“一带一路”是成功的，其效果正在逐步显现。七国集团成立之初，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主导了世界经济，其他国家大多属于落后国家。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世界上除了非常贫困的国家，也出现了相当一部分中等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即使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市场，但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其作用正在下降，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产业链布局调整的背景下，产业链不再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而是更加分散，如同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增加一样，世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国家”。“一带一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一些贫困国家逐渐富裕起来，它们不仅成为中国的市场，也互相成为彼此的市场，从而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近年来，美国试图构建“小院高墙”，但我们的外贸仍在增长，最大的贸易伙伴也在发生变化，而且贸易内容也从最终商品转向中间产品，表明各国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和市场联系。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升了产业层次。过去，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援往往只是简单的援助，而“一带一路”则带动了它们的产业发展和市场扩张，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这种变化可以从我们自身感受中得到印证。近年来，我们在超市或市面上看到的来自“南方国家”的商品越来越多，对它们的认知和交流也更加频繁。上海最近成为了泰国的网红打卡地，许多泰国博主都在谈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和旅游景点。
00:28:30 “一带一路”也并非一切顺畅，潜在暗流也不少。“赤字”似乎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必须承认它在国际上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其带来的影响。表面上 “一带一路”促进了与沿线国家的交往，我们出口的产品涵盖了新能源汽车、光伏设备、铁路，甚至小到顶针等各种商品。然而，这些国家回销给我们的产品大多是农产品、牛肉、红酒、榴莲等，种类较为单一。
这凸显了一个问题：中国制造的优势过于压倒性，其他国家难以与之竞争。除了大宗商品、原材料、能源和矿产等，其他国家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提供给中国的。这种贸易逆差，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难以平衡。这种局面是否是一条“不归路”？
它需要辩证地看待。过去，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往往以“施舍”为主，仅仅是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存状态。西方国家主要关注的是当地的原材料和矿产资源，并通过扶持统治者来维护自身利益，这些援助很少惠及普通民众。而且，由于当地缺乏相关产业，西方国家的产品也无法被当地居民消费。
然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以手机为例，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手机产业，也无力消费。但现在，由于中国普及了网络和智能手机，普通民众也能享受这些科技产品，这反而挤压了西方企业的市场。当然，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当地居民的消费需求提升了，但自身的生产能力却不足。因此，“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关注如何发展当地产业，提升其产业层次和消费水平，使它们能够参与到全球产业链中。
目前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层次和消费水平正在提升，至少拥有了产业基础。未来，各国可以进行中间产品的相互贸易，最终产品也可能由沿线国家或中国生产，形成良性循环。这种模式对中国和沿线国家都有利，虽然对西方国家来说，其影响力下降了。
00:33:40全球贸易新趋势：从“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变成“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
过去，全球化基于各国互通有无、优势互补的理念，形成良性循环。但现在，竞争优势取代了比较优势，许多产业不再是某些国家独有的，而是竞争成本、速度和规模效应。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会感到自身产业受到威胁。
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对另一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必然会引发问题；或许不在财政上，但一定会在政治上。因为现有产业在国家中仍占主导地位，它们会影响政客，甚至可能导致该国倾向于与其他国家（比如美国）结盟。因此，贸易逆差是一个需要平衡的难题。这些问题无法预设解决方案，只能在竞争和演化中逐步解决，不可能预先计划好与每个国家的合作方式。对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贸易逆差的大小是个问题，而对小国来说更是如此。但更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有些国家明明还在进口，却仍然抱怨贸易逆差？这其中的利益流向和分配机制可能存在问题，导致一些人感觉没有获得应得的利益。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平衡，并非完全由中国能够解决。根本上，还是要看大多数民众是否受益，他们的生活是否因此改善。就像上世纪的南美国家，他们认为石油工业被美国公司控制，于是将企业国有化，希望让人民受益。但这其中也存在利益分配的问题，国有化后，好处是否真的惠及了民众？因此，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需要考虑如何与各国友好相处，但也不应过度“代入”自己。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大多数民众的福祉是否得到提升，以及各方是否遵守规则，进行公平贸易。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谁能给更多人带来幸福，谁就赢了。如果遵守规则，至少证明这件事在可预见的未来是有益的，能让更多人受益。当然，公平的准则本身也很难定义，这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很多事情的结果都无法预设，例如政客出于自身利益做出的决策，可能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当初发达国家大力要求各国开放国门、拥抱全球化，目的是将产品销往各国，结果中国制造充斥全球，其他国家几乎无力招架。又例如，被指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反而发展出了强大的新能源产业。回顾历史，类似的情况美国也发生过。美国独立初期，制造业能力薄弱，依赖进口。由于英国限制其海外贸易，美国被迫在国内生产。英国甚至不允许美国制造一根钉子。结果美国被“逼”出了模块化、规模化生产。这种工厂化、流程化、模块化的生产方式推动了美国工业的崛起。世界发展不会完全按照预想的方向进行，总会出现意外。
00:43:27 跨境支付会不会更难？华为还要继续卖牛肉吗？如何突围，数字货币桥有用吗？
长期局势变化带来的蝴蝶效应难以预测，但当下还是要面对短期棘手难题——最突出的就是跨境支付。
无论美国下一任总统是谁，我们都将继续面临贸易制裁的压力。这种制裁可能并非直接针对我们，有些针对与我们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但最终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进出口贸易，使收款变得异常困难。各种反洗钱措施也加剧了这一困境，动辄冻结账户，使正常的贸易往来受阻。
以华为为例，他们将设备卖给阿根廷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后，由于这些国家受到制裁，货款难以收回，不得不换点当地土特产回来，以物易物，比索换点儿阿根廷牛肉、红酒，运回国后作为福利赠送给华为电动车车主。实为无奈之举。
跨境贸易收款的困境显而易见，尤其在美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下。尽管世界各国相互联系，贸易往来总能找到出路，但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想要以最低成本和最快速度进行贸易，将会面临重重挑战。
用美元等主权货币结算，目前为止依然是最便捷、最高效的方式；大部分最终清算和划拨依然在美国的银行体系内进行，全球资金的流动实际依然依赖于美国的金融系统。但是各种成本已经越来越高。
为了突破困境，各国都在积极探索新的解决方案。例如，一些国家开始倡议建立区域性货币和支付系统，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然而，新的体系面临的一个核心难题，依然是要找到一种被普遍认可的替代货币。
未来可能会像欧元区一样，在一定区域内找到一种“大家都认”的货币进行结算。例如，东盟国家之间贸易或许可以考虑使用人民币、或其他货币进行结算。这需要一个过程，过程中既有国家间的利益交换，也有企业间的商业竞争，如何找到平衡点至关重要。
另外，大家都在探索的各种其他支付方式，包括数字货币也提供了新的可能。数字货币桥技术可以解决点对点支付的问题，但在跨境交易中，仍然面临货币兑换、汇率风险管理等挑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背后的货币制度。选择哪种主权货币进行交易，才是决定跨境支付能否顺利进行的核心因素。
总之，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思考应对策略。
过去40年，我们主要依靠国家主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当前多极化趋势下，这种模式可能需要调整，或许应该更多地依靠民间力量，相信群众的智慧，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自下而上地寻找解决方案。就像历史上西班牙和葡萄牙封锁海路后，商人仍然能够找到新的贸易路线一样，民间的力量蕴藏着巨大的潜力，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找到突破口。
— End —
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编辑｜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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