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0
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音频课《从照护到安宁疗护：有关爱与生命尊严的人生必修课》，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系的教师刘谦，也同时是一名安宁疗护的志愿者。
上一节我们讲的是我的死亡我做不了主，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聊一聊，从我到我们死亡的社会属性。
什么是“社会性的死亡”？
人的社会属性，大概的意思是说人绝对不是以单个个体的方式存在的，它和很多人和这个社会有着深深的关联，如果没有这样的关联，人就不称其为人，而这种关联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是我们能够展开生活的必要条件，像空气和水一样必要的条件。
在我们离开的时候，这样的社会关联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的呢？我们经常会说生物性的死亡和社会性的死亡，社会性的死亡可能更多指的是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社会关联被切断了，也就是说一个人离去了，在生者的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和这个人有任何的关联，那这个人就是彻底的消失了，他是真正的社会意义上已经死亡了，就像《寻梦环游记》里面说的，只要有人还记得你，你就没有死，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方式让亲人记得我们，让后人知道我们，所以这就是人的社会属性。
死亡不仅仅具有私人属性，同时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当我们讨论“我的死亡的时候，我可以做主”，实际的问题是在我身处的境遇下，我的死亡在何种程度上，我可以做主。
在这里，从“我”到“我们”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从生死的辩证关系上看，当我们讨论我的死亡的时候，意味着我如何和亲人们结束活着的状态，我们活着的时候和家人、社会有着深切的关联，那么在死亡的问题上，这方关联依然真切的存在。
即使表面上是我一个人在迈向生命的另外一个阶段，但是整个死亡的过程作为一个家庭事件，影响到的是我们在临终关怀的病房里面，看到每一个家庭的哀伤、惆怅、缅怀，它所指向的内容、形式和回忆都非常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代表了，虽然这是一个人在经历死亡的节点，但是整个事件是一个家庭的事件，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死亡的生命状态，它都会像波纹一样波及到很多人，可能最直接的波及是我们身边的人，是我们的亲人，在某种情况下，也非常鲜明地波及到更多素不相识的人，这就是从我到我们。
我们上个星期刚去参观北京市长青生命纪念园，据园所的工作人员介绍，它叫“一园两墙三碑”，一园指的是草坪生态葬的园区，这个园区我们当时去参观的时候，那一天真的是秋日朗朗，阳光高照，在气温已经有一些凉爽的情况下，我们进到园子，知道园子里是有无数的亡者埋在地下，但是我们经过生态葬的草坪的时候，我和我的学生都是非常有感触，生态葬是埋葬在草坪下面，地面上没有每一个逝者的标志。
那么家人怎么样去祭奠呢？家人可以在草坪边的树上系上一个风铃，然后写上对亲人的思念，风铃在秋风的吹拂下清脆的作响，它上面写着“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也就是说逝者离开，但是他会以很多的方式波及到我们，还和我们的生命有所关联。
那么两墙其中的一面墙，上面陈列了很多年以来的参加海葬的人的人名，然后人名累积在一起，人站在海葬的墙下面，会感到生命的博大，还有生命长河的源远流长。常青园还给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的逝者立了碑，每一年进行捐献的这些逝者的名字都会被镌刻在这样的碑墙上。
所以，我们每一个生命的离去，它都涉及到自己的亲人，涉及到社会更多的人对生命的一种理解，所以它不是一个孤单地离去的单独事件，而是一个从我到我们的辩证的关系。
时代对于我们个体的影响
第二个层次的含义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命运都没有办法摆脱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的历史文化特征的笼罩。
在病房当中，我们看到每一位患者离世的情态都非常不同，但同时也可以体会到我们正在共同经历的离世的历史的趋势，它从很多方面反映了我们所处时代的文化传统，还有时代风貌的塑造以及约束。
这种时代的特征，我可以把它总结成三个：第一个是死亡范式的转换；第二个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医疗生态的状态，它决定了我们在中国21世纪离世的形态；第三个是每一个社会所允许的社会风尚，它会直接地投射到我们对死亡的理解以及死亡的形态。
那么，在第一个方面，我们这个社会的死亡模式，其实是经历了从传统到后现代模式的转换。
有关这方面的观点，大家可以更多参考托尼·沃尔特（ Walter, J.A.）的《The Revival of Death》（《死亡的复活》）这本书，这个书里面说，人类社会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死亡形态：一种形态是传统社会的死亡形态，它的特点是它的死亡是镶嵌在社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比如孩子从小就会参加各种各样的葬礼，他会见证这样死亡的过程。这个时候如果人们对于死亡有一些不甘或者有一些困惑，很重要的一个权威解释的人是谁？是宗教的人士，或者是萨满那些通天的，和神灵可以对话的人。比如在欧洲黑死病流行的期间，当时这些牧师就会非常忙，在当时还有一种说法，他们把这种疾痛归结为上帝的惩罚，所以当时还有一个流派叫鞭挞派，他们认为人类之所以遭遇这么沉重苦难的生离死别，是因为人类本身的罪恶太沉重，需要鞭挞自己，来向上帝表示人类的忏悔，所以，那个时候人们对于死亡的应对和对死亡的解释最权威的人士是宗教方面的人士。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死亡的模式更多的被转移到了医院这样一个封闭体系里面，这就意味着死亡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隔绝起来，医院成为了承载死亡的机构化的重要的空间，而且医术是如此（快）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死亡好像被医学界视为一种对医术发展的讽刺，好像是说你的医术如此发展，但是你仍然治不了这些要死的人。
所以，在医院的体系里面会把死亡当做废物，或者是一种羞耻去掩盖。现在在医院体系里面，我有的时候还是会看到有些医院在把逝者从病床运到太平间的过程当中，它的通道的名字写的是“污物通道”，这个时候，死亡的情形和大众的生活被隔离开之后，他就变得异常的神秘。
人们一方面对医学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另外一方面关于死亡的解释权，包括宣布的权利等等，几乎全都集中在医学这样一个领域里面。人们慢慢地会发现医术并不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包治百病、益寿延年。人们慢慢地对医学的神圣性有了一个趣味理解的时候，同时我们的社会也经历了更多个体化的意识形态的鼓动，人们就会说反正我也要死，我死的过程当中，我可不可以对曾经的医学权威不那么顺从，我来按照我自己的样子、我想要的样子，走完最后的生命一程。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桑德斯（Dame Cicely Saunders，现代安宁疗护发起人），这位英国的临终关怀创始人，她在做她的临终关怀机构的时候，她说我不要医疗的体系，我就不要把这个机构做成医院，因为医院没有办法实现我们所说的非常个性化的临终生活，以及在临终阶段依然对生活的品质有追求的陪伴和照顾的目标。
坐落于伦敦郊区的圣克里斯托弗医院
所以在经历了现代医院的死亡模式之后，人们慢慢地去呼唤一种更有个性化的后现代的死亡模式，这种模式一方面也要医疗的辅助，因为人们已经离不开医疗的技术了，但另外一方面，他很强调我想以什么样的姿态离世，请你支持我，这就是安宁疗护诞生的一个背景。
临终阶段所能接触的服务：是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的投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在临终阶段所能够接触到的服务，或者是理念，它其实是我们社会发展到现在的总的趋势的投射，它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厢情愿的一种单向的追求，而是医学、社会发展到今天给予我们的一种可能性，所以它是一个社会的趋势，这就是“从我到我们”的道理。
另外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的临终过程的塑造，都逃不掉我们所身处的社会风尚，我们的社会的死亡观念，它无时无刻地在塑造我们临终的状态。
我们有1个例子：这个家有4位姐妹，大概都在中年步入老年的状态，他们在二线城市最后陪伴妈妈临终的过程当中是有临终照护安宁疗护的理念的。因为其中有一个姐妹就在北京，她了解这方面的理念，所以她就跟家里的人都沟通好了，在最后的阶段不要让妈妈受更大的罪了。
她们4个姐妹在理念上都达成了一致，但即使他们达成了一致，她们在二线城市的医院里面仍然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每天都要被医生要求签署同意不同的医疗措施，比如镇静、不做创伤性抢救的意愿。
如果在北京的话，可能医生做一次知情同意就可以了，但在二线的城市医院里面，医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家属，所以他们不敢承担这样的职业风险，于是这样的职业风险转化成了一种职业的防范动作，而这种职业防范的动作，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一次一次地在给孩子一种道德审判和社会风尚的审视，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时代之下，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离世，很多时候受到我们社会的风尚、历史阶段的制约。
欢迎转发下面海报
共同走进这堂人生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