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0
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从照护到安宁疗护：有关爱与生命尊严的人生必修课》音频课，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系的教师刘谦，也同时是一名安宁疗护的志愿者。
提供辅助自杀的方案是为了更好地预防自杀
瑞士的不同辅助自杀机构，对于甄选的标准其实不太一样，稍微有一些差别。前一阵有一个组织被投诉：他们非常粗暴地执行了一个辅助自杀的案例。这个人是从国外欧洲的一个国家过去的。在他们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执行了辅助自杀，人们查他的当时记录，显示对他的执行收了很高的钱，另外整个的流程非常粗暴和不严密。
Exit机构在它的官方网站上非常明确地表示，机构之所以提供辅助自杀的方案，并不是为了让人们去自杀，而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后路，当人们得知在某种情况下会有出路的时候，反而能够促使半数以上原本想死的人，能够继续地忍受更多的痛苦，直到他们以自然的方式离世。所以，这个机构经常会强调：我们并不是为了让别人自杀，而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更大程度上预防自杀。
EXIT 信息手册
它的官网上会提到，什么样的情况下是符合到这里执行辅助自杀的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这个人要有足够的神智，而且要反复地确认他有这样的意愿，包括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所做的决定是没有受到任何强迫，而且这样的意愿是持续的，没有受到第三方的影响。
最后一个条件是他承诺能够自己亲手执行自己的自杀行为。那么这几个条件都指的是申请辅助自杀的本人，他需要有足够的神智，需要有足够的执行的能力。这几个条件是必须符合的。
接下来是关于他的生理上的疾患的条件，是有以下几个要求，这几个要求可以不同时存在，具备其中的一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患有没有希望的诊断性疾病，或者是不能容忍的症状，或者是不能接受的残疾情况，或者是这个人因为年老而受到了折磨，而且他的心理状况也被考虑进来；最后一个就是你在瑞士有居留证。
辅助自杀的流程是怎样的？
大家可能也想知道它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我在瑞士的时候恰恰也经历了一个案例，我把当时的情景跟大家进行分享。
2024年1月19号，当天下午3点多，我收到Exit里面的一个志愿者的邮件，她说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看一个会员？这位会员87岁，他非常着急想申请辅助自杀，所有的材料都已经齐备了，然后，我们按照程序需要进家确认并访问他。去他们家的路上，志愿者给我解释了他们家的基本情况：是儿子替父亲给他们的组织打来了电话，表示父亲的情况很糟糕，癌症高龄很痛苦，而且他们已经提供了组织所要的所有文件，包括医生的诊断书、患者的表达意愿等签署文件。
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我当时的记录：大约在5:15，我们来到G先生所居住的社区，这里的公寓楼比较密集，公寓看起来比较新，外墙是淡粉色或淡黄色，在白色的大雪映照下，看起来温暖可爱。
在楼下按门铃，给我们开门的是患者的儿子。他大约50岁上下的年纪，健硕的身材，头发有些稀疏。穿过方正小巧的门厅，对面是两个房间，干净整洁的门厅里放着一张餐桌和两把椅子，椅子上的桌布平整利索，看到窗台上放着一张折叠着的卫生护垫，这是唯一透露着家里有病人的信息。进入患者的房间也干净整洁，没有任何异味，洁白的蕾丝窗帘，柔软的床上，躺着一位老人，这便是G先生了。
老人看起来有些消瘦，穿着深蓝色的秋衣，身上盖着花被子。他尖尖的鼻子，清秀的面庞，有一些稀疏的头发，脸色红润，表情平静。听到我们进屋，躺在枕头上的脑袋转向了我们，和我们打招呼。志愿者介绍我说，这就是Ms LIU。儿子指着他爸爸说，他可以讲英文。老人马上用英语说I can't speak English，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老人家的神志非常清醒。随后，志愿者俯身来到床边，儿子站在床尾。我则站在志愿者的身后观察，全程对话是听不懂的，我看到儿子最开始的表情有些严肃甚至哀伤，但后面变得活跃，甚至在开玩笑的表情。
儿子在中间给我翻译说，昨天他把爸爸抱到楼上爸爸以前的办公室，G先生向儿子透露了很多机密。说着儿子笑了起来。从他们连说带比划的观察和猜测，可以看到最开始志愿者在询问老人的感受，老人表示自己很不舒服，希望早一点结束。
后面有好几次，老人问到口服还是注射致命的药物，志愿者给他在胳膊上比划着打点滴的动作，告诉他注射之后很快会进入休眠的状态，然后人就离世了。老人担心临去世前会不会有不舒服，比如呼吸困难或者呕吐等等，志愿者向他确保不会有什么不舒服。这些观察和猜测在家访结束后，志愿者和我进行了简单的复盘，并且确认了我的观察就是（上面）大体的意思。
在谈话过程当中，志愿者一边说话，一边回身看向我，一边向我用英语翻译自己在征求患者和家属的意见：下周一他们要实施辅助自杀，MS LIU是不是可以在场.他一边说一边从床边让出一个空间，老人得以向志愿者的身后望到我，他微笑着点头.接着志愿者从包里拿出一个文件，他自己先签字，一边和我解释说，这是替病人取致命药物的委托书，需要病人本人自己签字。签好了字，这个程序完毕了之后，志愿者又和患者确认了一下，下周一实施的时间。
从老人的房间走出来之后，志愿者和儿子又坐在了客厅里面，继续交流下周一的安排和程序。志愿者又向我解释，她和G先生的儿子也在商量，老人会选择在最后一程的时候谁陪伴在他身边等等，这些都需要儿子和父亲在之前做好交流。
在最后志愿者要带我离开，离开之前再一遍地嘱咐这个儿子：我们按计划下周一要执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下周一一定要执行，患者在服药前哪怕最后一分钟都有权利随时撤出他的请求。
事情的后续是周一的上午，老人的儿子打来电话转达老人希望再等一等的意思，也就是说周一的下午，我们就没有按计划去执行辅助自杀的工作。
志愿者同时向儿子建议说，家里面可以去请入户的护士服务和临终关怀服务。事后我们知道到星期二的晚上，老人自然安详地离世了。志愿者跟我说，其实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因为一个人要做出自杀的决定，无论这个自杀是什么样的形态，其实是很难的。在某种情况下它就是违背人性的。
她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数据，截止到2023年的12月31号，Exit德语区的会员一共有16万，16万会员里面有3500个人在这一年曾经提出过辅助自杀的申请，审核材料通过的情况是1558个案例，在1558个案例当中，有1224个真正执行了这个动作。
我还问了志愿者在现场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第一个因为致命的药物已经取出来了，是不是必须得还回去？她说，对，关于这个药物，他们会取两份的量，尤其是口服药物的口感非常差，很多情况下，这个人服了之后，他会呕吐，就要上第二份备份的药。
一般情况下，在做这个的过程当中，如果看到这个人有口服的能力，通常不给他做静脉注射的方式，其中的一个原因是静脉注射的成本要高，因为静脉注射需要用专业的、有执照的护士来做前期的辅助工作，像他这个药如果没有用的话，他都是记录在案的，这是一个剧毒的药物。药店实际上和组织之间是有默契的，一看到这个组织来取药，他们就会做好严格的登记，像这位老人取了药，但没有用，那么这个药需要在半年之内原封返回。
另外一种情况下，假如这个案例是执行（辅助自杀）的，现场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执行的现场，志愿者会拿一个四联的表格，这个表格上面登记得非常清楚：他什么时候进的家，是不是最后询问了患者的最后意见，他又是怎么表达的，几点开始注射？几点生命体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登记了之后，当他看到他的生命体征已经没有了的时候，他会给警察打电话，那么警察就要入户来调查，是不是有任何的暴力的情况介入到执行的过程当中。
那么，在苏黎世检查不需要扒光患者的衣服，但是有一些州警察的检查要求把患者的衣服都扒光来，确认他身上没有任何暴力的迹象，还有法医也要到现场来进行死亡判断，宣布死亡时间等等。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Exit组织和警察之间、医生之间有非常明晰的流程。医生要专门填写Exit组织所给的诊断问卷。它不是一个常规的诊断书，它需要回答Exit组织对于医生的问题。
比如，你什么时候认识的患者，这个患者什么时候第一次向你表达了想自杀的愿望，他的疾病治愈可能性有多大，还有你是否给他推荐了除Exit之外的其他支持性的服务？最后一个问题是，作为医生，你愿不愿意给他开致命药物的处方？像这位老人（的情况）非常罕见，他是医生同意给他开致命的药物处方。在很多时候，医生可以按照Exit的模板来做诊断，但是他不愿意从作为一个医生的职权范围里面给另外一个病人开一个致命的药物。他不要开这个处方，那么谁来开？Exit组织会拿着医生的诊断书去找到另外愿意开处方的大夫做处方的工作。
所以，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生和Exit组织之间有着非常明晰的流程确认的，它其实涉及到一个法律文本的接洽性问题。
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辅助自杀需要很多条件的。比如，机构和机构之间非常明晰的流程化管理，还有他的法律框架支持、民众的共识。在民众的共识这点上，我在问瑞士的当地居民的时候，我都会问他，你们怎么看待你们国家可以做辅助自杀的法律框架和实施的可能性？绝大多数民众都会说，有这样一个选择，还是让人比较安心的，但是我未必去选。他们有不同的民意调查，基本上都能体现为大概百分之六七十的民众同意有这样的实施机构和实施做法，也就是说，在其他的国家是否能够这样实施，确实需要根据每一个国家的国情去裁夺。
欢迎转发下面海报
共同走进这堂人生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