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8 | 雅典：一页风云散，变幻了时空（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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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雅典人:2.修昔底德与柏拉图的比较 修昔底德认为人类总体上的行为模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表现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个别哲人（泛指那些追求智慧而不追求多余的个人利益的人）无法改变这个整体，也当不了政治家。所以政治生活的规律也是客观而无法改变的，其最终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通过城邦的强盛和谐来让每个公民的利益最大化。值得研究的是手段，即如何进行政治活动。这就要致力于对政治史学的研究。 柏拉图则认为整个人类的思想与行为，或曰人性，多多少少是能够被改变的，因此政体也是可能被主动塑造的，并且存在用哲学教化世人、让世人从追逐利益转向追求知识与智慧的可能。所以每个人在政治生活中都有义务让自己和城邦变得更更高尚，有必要思考怎样的政体是最理想的（即政治哲学），有义务努力实现这种制度，无论有多么困难。 换个说法再说一遍： 修昔底德的逻辑：绝大多数人的终极追求就是个人利益，这个统计学上的现象是客观规律，不会改变。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导致了文明的发展，进而使少数人开始追求哲学，但这不会影响到其他人。所以，世俗的文明是前提条件，诞生哲学是其结果，哲学影响不了世俗文明，反而依赖于世俗文明，世俗文明崩塌也会导致哲学的消亡。 柏拉图的逻辑：人人都在追求“更好”，“更好”的尽头一定有一个“最好”，即终极追求，所谓最高的善。尽管世俗之人意识不到，但客观上来说，最好的东西就是哲学。所以人都应该追求哲学，只是大部分人不够智慧，所以迷失了方向，转而追求世俗利益去了。 二者在政治领域的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二者世界观上的分歧：这个宇宙的本质特性是混乱、无序、竞争，还是静止、无私、和谐。 这种分歧映射到人性主题，表现为如下观点。柏拉图认为：人追求文明高尚、人性中存在文明高尚，是因为这是宇宙的基本要素。所以这文明高尚是坚实的，与宇宙同在。修昔底德认为：文明、高尚只是一种奢侈的追求，是因为世俗利益得到了充分满足，是很脆弱的。一旦世俗利益领域发生动荡，人心中的文明高尚以及人对文明高尚的追求就会轻易消失。柏拉图是乐观的，修昔底德则是悲观的。 映射到智慧这个话题上，修昔底德认为是雅典的经济与文化繁荣催生了智慧，所以怎样的政治活动能实现繁荣是个重要课题。柏拉图则认为人类的智慧是神赐予的，一直存在于人类内心，雅典的繁荣只是使这种智慧表现出来的条件，而且不是必要条件。所以政治不是至关重要的课题。 3.政治史学的地位变迁 修昔底德是个前苏格拉底人，他的思想没有受到苏格拉底的影响。因为前苏格拉底哲学不会把世间万事万物分门别类加以单独研究，所以修昔底德的政治史学研究在当时是政治领域独一无二的重要瑰宝。 随着苏格拉底哲学的出现，哲学开始分门别类地研究各个学科，修昔底德的政治史学也就失去了在政治领域独一无二的地位，甚至降至从属地位，原本的地位则被政治哲学取代。这就是苏格拉底的门徒色诺芬在写史时如此漫不经心的原因。政治史学的功能变成了提供事实依据，概念与逻辑则由政治哲学提供。 从18世纪开始，随着史学界的关注点转向文明史，政治史学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不光是史学，整个社会科学的关注重点都发生了转向，从最好的政治制度转向了各族群的文明、文化。但施特劳斯认为，鉴于人类最关注的话题显然是战争与革命，而非文明与文化，所以这种转向是一个重大的错误，是对人类终极需求的背离——政治史学理应恢复它在史学界的至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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