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is the perfect metaphor. After your gone, let the poets write, the legend of Josiah Bartlet, let them write you as a tragic figure, sir. Let the poets write that he had the tools for greatness, but voices of his better angels were shouted down by his obsessive need to win!" 刚刚你们听到的这段话是来自美剧《白宫风云》第一季第五集 (The West Wing: Season 1, Episode 5, The Crackpots and These Women.) 里白宫通讯办公室主任 Toby 对美国总统 Bartlet 所说的话，他认为阻止 Bartlet 成为伟大的是他对于成功的迷恋。 当我们将设计期待为一种危险的创造行为时，无论是从无到有还是从A到B，他都只提供成为伟大的可能性，却不保证成功。 小米汽车的设计并无挑战性和创造性。第一眼看到小米汽车的时候，很难感觉到电动车的气息，反而是能到处看到非常传统的燃油汽车元素和价值观。这一方面符合小米的保守策略，但同时也印证了这些年来整个行业在电动化汽车设计上的失败，以至于小米无普世经可取，没有办法普渡众生。 雷军在采访中关于设计思路和设计过程的阐述比小米汽车设计师自己在宣传视频中的胡言乱语要来得更有价值的多，我自然会认定雷军领导了小米汽车的设计，专业设计师在这场所谓的设计行为中噤声。 关于小米汽车我想讨论的有很多，但一切讨论的终点最后都指向设计以外的东西，所以我还是觉得节目开头的那段引用，是对小米汽车甚至于小米最好的描述。

对于中国人来说，购买一辆极具娱乐性的大尺寸电动汽车和购买一台空气净化器一样，你很难为此感到愧疚，因为在其他选项都不存在的当下，消费已经成为了维护自己生活尊严的唯一方式。我们可以更加轻易地放下电动汽车身上环保这一道德遮羞布，更加诚实地享受消费和商品的欲望。也正因此，当特斯拉暴露出它的真正面目：Cybertruck 时，中国人并不会有一种背叛的感觉，也不会认为这是道德与享乐之间的冲突。这种实用主义，也让小米汽车得以存在。 大家似乎依然没有意识到，2.7秒的百公里加速时间并不会疗愈我们的地球。电动车也没有像《回到未来》里的德罗宁那样改变了我们的肉体与时空的关系。我们躲在车里和躲在家里的解决方案一样，都只是在拥堵和糟糕的世界里通过深陷在沙发和屏幕来转移视线，减轻痛苦。 汽车在 Model 3 上定下了基调之后，我们本以为它还会继续向前走，但特斯拉决定这样就足够了，已经足够让 Cybertruck 这样的设计可以达到无法无天的境地。电动车技术让汽车在多样性上无限扩张，每天都有新车发布的日子很有趣，但我们的世界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 原文链接：wusen.me

Conversation Piece 这个词原本是指一种肖像画类型，这种肖像画一般描述的是人们聚集在一起聊天社交的场景，最典型的作品之一就是莫奈的油画《草地上的午餐》，而设计师菲利普斯塔克曾经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为 Alessi 所设计的那款非常有名的外星人榨汁机，此时的 Conversation Piece 则指具有某种特质的物品，人们会被这种特质所吸引，自然地围绕它展开一段谈话。 促成今天这段谈话的，是一家位于伦敦的科技公司 Nothing，更准确的说是他们的产品。我一开始关注 Nothing 的原因比较简单：我很喜欢的一家瑞典电子产品公司Teenage Engineering 以 Founding Partner 创始合伙人的形式参与了 Nothing 的产品设计，我个人更愿意把Teenage Engineering 当作一家优秀的设计工作室而不是电子产品公司，当然关于 Teenage Engineering 能聊的也很多，我们可以下次再谈。总而言之，有 Teenage Engineering 的背书，Nothing 在设计上的噱头就已经很吊人胃口了。 同时我必须承认，Nothing 的产品对于消费者来说有一种直觉上的吸引力，它强烈的透明设计风格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这也是很多人认识它的起点。如果我们把 Nothing 置于当下的设计中来看，那么它可以被视作为一种对于现状的反叛或者补充，就像1998年第一台透明外壳的 iMac G3 那样。 Nothing 的产品整体呈现出一种技术性的形象，或者说是一种极富科技感的表象。但当你逐步地拆解它之后，你会发现它在设计上确实存在“技术性”的进步，如果我们说设计是有“技术性”这一评判维度的话。这种“技术性”是具有学术意义的，虽然 Nothing 整体的形象是反叛的和反学术的。 01 将透明作为结构 一直以来，透明设计都是围绕着透明性展开的，无论是建筑设计还是产品设计其实都在将透明作为壳体（皮肤）或者假装它空间上的不存在，反过来呈现由其他材质构成的主结构，比如完全在强调钢结构的西格皮姆大厦，玻璃其实是一种手段，为的是让钢结构之外的其他元素消失。 回到工业设计上的透明，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苹果曾经的透明设计时期，在 Mac G4 Cube 上你可以看到将透明作为结构的发端，透明材料在这里不仅仅是壳体，同时作为支撑件将机箱悬浮起来。但即使对于苹果来说，这也还是停留在浅层的尝试，当苹果发现了铝合金身上 Unibody 的潜力后，它在结构上的探索就全面转向到铝合金了。（当然材料的转变也和很多其他原因有关，比如时代对透明设计开始感到厌倦，就像我们现在开始对电子产品的金属材质感到习以为常一样） 而在 Nothing 的设计中，透明材料是一种有意识的存在，它是整体结构的一部分。我们以 Nothing 的第二代入耳式耳机 Ear 2 的耳机盒为例，它的底座部分是一整块实心亚克力塑料被挖出了几个凹槽，耳机盒的所有其他部件都嵌入到了这些凹槽中，最先被嵌入的是负责开合的铰链和磁铁，它们是最靠边的，最后嵌入的是含有电路板和电池的密闭包裹，它刚好压在铰链和磁铁之上，形成严密的结构，这些装配结束之后，它的设计就完成了，它也不需要再额外添加一块透明材料来盖住这些元器件，因为这些元器件和这块实心亚克力就已经完成了结构的工作。你可以把这种嵌入式设计视作是裸露版的 Unibody，当你打开 iPhone 的背板，你可以看到元器件在壳体上的装配关系，二者的结构是非常类似的。 当你从耳机的侧面看到光线经过实心亚克力折射出来，和里面嵌入的各个部件时，你很难不联想到吉冈德仁的一系列关于实心玻璃的设计，或者更形象一点：它很像是琥珀。 当你往回看他们的第一代耳机Ear1时，你会发现两代的产品在外观上非常相似，但结构是完全不同的，Ear1 的结构就是薄薄的透明上下壳体包裹住所有的元器件，非常传统。从外观的相似性上来看，你能发现他们其实在一开始就有学术层面的企图，只不过因为某些原因导致了第一代的妥协，到了第二代他们的设计才得以实现。 当然，这仅限于他们的耳机设计，当谈论到 Nothing 的手机时，它的设计意义又是别的层面的。 02 被模糊化的是对装饰的定义 现在，对我们而言，去装饰几乎已经变成了一种基本的设计道德，或许有人会在实践中悄悄使用装饰，但在理论上，已经几乎没有人再质疑它了。真正被质疑的或者说被模糊化的是对装饰的定义。从建筑的角度讲，你可以说贴面大理石是一种装饰，因为它有区别于真实的大理石柱，但它又不像木头雕花一样，让人觉得是一种多余的纹饰，因为使用贴面的逻辑依然是有意识地去营造一种真实材质的假象，只不过这个假象最后是否会被戳穿，就取决于设计师的功力了。 那么Nothing Phone的背面是一种贴面吗？从iFixit的拆解报告来看，有一部分确实是真正的排线，比如左下角弯来弯去的那根其实是连接屏幕的排线，居中的无线充电线圈很明显也是真的元器件。非常讨巧的地方其实是在于灯条的加入，也就是 Nothing 所说的 Glyph Interface，它让整个背板的外表面的暴露有了合理性，每一块带有灯条的部件都拥有了功能，脱离了传统上对装饰的定义。当然不可避免地，这些部件里有一小部分确实是贴纸，为了遮盖底下较为凌乱的电路板和排线，让视觉更统一。从表象来看，是否是贴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设计能不能构建自身的合理性，让人认为它并不虚假。 有趣的是，当设计团队将那个弯来弯去的屏幕排线设计展示给工程团队看时，收到了工程师们的强烈反对，理由很简单：这样的冗余设计很没有效率。但最后他们还是把这个设计给实现了出来，这和Nothing所呈现出的科技感的表象其实是完全相反的。 当然，以上关于Nothing产品的讨论仅仅是概括性的和粗线条的，仔细探究的话，无论是 Nothing Phone 还是 Ear2 或者Ear Stick，都使用了缜密的结构布置和大量的细节来构建自身的合理性和整体的形象。 Nothing 的创始人 Carl Pei 在接受访问时提到透明设计是设计团队在一开始的提议，透明设计带来的轻质化契合了穿戴设备对于轻松感和时尚感的追求，这是一种很设计师直觉的选择，但同时你又非常惊叹，他们定下这个方向上之后又走了多深多远，这也是 Nothing 值得被我们讨论的原因之一。 原文链接：https://wusen.me/nothing/

Conversation Piece 这个词原本是指一种肖像画类型，这种肖像画一般描述的是人们聚集在一起聊天社交的场景，最典型的作品之一就是莫奈的油画《草地上的午餐》，而设计师菲利普斯塔克曾经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为 Alessi 所设计的那款非常有名的外星人榨汁机，此时的 Conversation Piece 则指具有某种特质的物品，人们会被这种特质所吸引，自然地围绕它展开一段谈话。 这期播客的标题取自 Rem Koolhaas 1972 年在AA毕业时所写的论文标题《Exodus, or the voluntary prisoners of Architecture》逃离，或成为建筑的自愿囚徒。在这篇毕业论文中，库哈斯受柏林墙的启发，想象了一座由高墙隔离出来的条形城市，直接贯穿伦敦市中心，墙外是旧有的伦敦，墙内则是被规划成拥有全新秩序的理想家园，这个空间被精心设计为可以容纳一切的都市欲望，诱使人们涌入其中，逃避旧的伦敦。就像当时的西柏林一样，隔离墙在这里成为一种通过自我监禁获得自由的条件，而这些涌入的人也被库哈斯称为自愿的囚徒，享受牢笼内的自由。 这篇论文在上海封城期间也被人重新提及，侧面反映了库哈斯在社会层面对人类的观察和概括是多么地准确和锐利。而自愿囚徒的隐喻可以适用于很多事情，比如灵动岛，Dynamic Island。 在灵动岛这个莫须有的边界内，仅仅是传感器和围绕其周边的一些被关掉的像素点。当功能被投放其中后，这块区域得以激活，于是屏幕被划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保持原来的性质，而隔离出来的部分变成了一块从未有过的，欣欣向荣的飞地。 区域的有意划分，不可避免地对功能产生了规则化和囚禁。这在不创造任何新东西的情况下，轻易地引起了狂热追捧：参与者（设计者和使用者）迅速被其吸引，他们立刻关注起了这个岛的当下与未来：他们提出改良、加建和策略，急不可耐地充当志愿警察，筛选着什么功能是可以被允许放置在这里的，什么功能是不行的。华丽的动画，进一步构建了分区的合理性。参与者被这一复杂的特殊形式所吸引，时间全部被集中在这个岛上，在这之外的生活以及它本来是一个黑漆漆的传感器这个事实就会被暂时忘却。 在这之前的刘海设计，可谓是一篇关于逻辑，欲望和习惯的哲学著作。灵动岛则轻松跳过了苦行僧式的哲学思辨，迫不及待地想要离最终的欲望（即真正的全面屏）更近一步。 区域的划分不光局限在单一的手机之上，它也重新定义了新与旧，人们拿着手里的过去，看着橱窗里的未来。消费是欲望的孵化器。相比于刘海那残酷的现实，灵动岛的效果成功与否在于消费者是否愿意加入这一幻想的构建，成为欲望的自愿囚徒。 库哈斯在他的论文结语中写道：在危机之下，人类个体的欲望会汇聚成癫狂的、无意识的共同努力，创造出一种集体幻象。在匮乏的现实面前，这样的幻影似乎是人们唯一的慰藉和对现实的替代。 无论产品的设计者是否清醒，每一年都有欲望要去满足，而技术的进步如此缓慢，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于是每一代iPhone的关系从之前的逐级进化变成了不同样式的并排展示，它们环绕在最终欲望的周围，轮番地进行隔靴搔痒。 原文链接：https://wusen.me/dynamic-island/